徐浩峰的“武行电影”已有七部，2016年前公映了《倭寇的踪迹》《箭士柳白猿》和《师父》，今年放出来的《门前宝地》拍摄于2022年，是第六部，还有2017年的《刀背藏身》、2018年的《诗眼倦天涯》以及去年拍摄的《入型入格》仍上映无期。

上三部，存三部，中间隔八年不声不响突然抛出一部——不管是作者电影还是商业类型片，创作者都很难做到沉着至此，仍持续有作品备案。2012年完成的《箭士柳白猿》曾经沉到2016年上映，那一年中国电影市场上行之态强劲，徐浩峰却说，这是一个拿人手短的时代。他认为上个世纪九十年初对创作者最好，电影制片厂的钱允许你拍反抗制片制度和传统模式的电影。

徐浩峰的电影，说是承接中国第四代导演，却存着反骨。这份反骨入了角色，是习武者的一份执念与僭越，入了影像，是以一人之力对中国武术电影进行类型片改写的野心与决心。所以《门前宝地》不管不顾，减法做到底，从头打到尾。恰巧里面两个较劲的武者沈家武馆的大弟子齐铨与老馆长的儿子沈岸也不管不顾，最后野心外露的和执迷不悟的都被逐出武行，糊里糊涂被赶出天津。二人尴尬结局有如此片令人绝望的票房与近期以梗出圈的口碑。

不过正如戏里最大受益人贵樱所言：“从结果想事，越想心越坏。”所以片内片外，结果不代表徐浩峰电影的价值指向，而持续追踪其“武行电影”的影迷，也始终愿意调整姿态，保持对徐浩峰电影的接纳与期待。

徐浩峰的电影所以大有嚼头，一是它追溯中国武者的文化生态，旨在透出儒家进退分寸的人情世故、道家恩害相生的智慧哲学;一是它打捞中国实战武术的兵器招数，或考古或演绎，虚虚实实，状中国武人的文化心态。“生态”种种大有人文典故。出身形意拳世家的徐浩峰做过武林前辈的大量口述史，对于民国武林的历史细节随手拈来，敷衍成故事。“心态”则交与各色兵器以及相关身法背书，同时回应布列松极简风格的“模特儿”观念，消除角色脸部的情感表达，注重人物的武技身态与空间调度在影像表达上的准确性。兵器为身法的延伸，身法做心态的外化。不同的兵器、招数与来历决定了他的动作电影部部不同，气质各异。

《师父》借八卦门的“挟刀揉手”与六点半棍的“坐看重围”，讲中国曾普遍存在的师徒制的名存实亡。《倭寇的踪迹》借戚家军刀源于棍法的“如影如响”，讽刺脱离了实战的武术和因此败坏的武人心态。《箭士柳白猿》借射者的“内志正外体直”与岳武穆长枪、孙膑拳法的报国之意，讲内观见性与外筑功业的两类超越世俗价值的武者追求是如何为乱世淘汰的。《刀背藏身》借的是长城刀的“刀背藏身”，《门前宝地》则借了八斩刀的“假即真真即假”的“击东击西”。

“心态”与“生态”相生相乘相应相形，就是个体存在与社会结构的命题。徐浩峰想说的是，武者强大人格的追求与养成，有着传统礼乐社会对人的塑造与成全，所以，礼崩乐坏的危机才应该是中国武打类型片的主题。这是徐浩峰武行电影的出发点。而“消逝的武林”，是这里一块塌陷、那里整片变质的过程，整套文化系统为时代摧毁，一凿一刨，具体可见。这也是他的影像媒介书写区别其小说创作的意义所在。因为影像叙事既便是一番演绎，也会同时完成对传统武术的媒介见证与文化存续。所以，徐浩峰电影不仅被习武者与迷武者拥趸，也能说服武术大家和传世弟子不断加入创作。

《门前宝地》剧照

《门前宝地》是武者参与最多的一部，由蔡莫拳继承者向佐的辅佐影业投资，并和多年前就签约向氏集团的武打演员安志杰共同主演，更有叶问亲传弟子梁绍鸿先生做咏春拳与八斩刀的传授与动作指导，以及还有国内武术界与格斗界冠军参与。影片放置于民国武行最昌盛的1920年代，说的是老辈权衡，迫弟子改行。就武行的生态与心态，《门前宝地》给出的加减法，又经一番拆洗。

《师父》中“坐对重围”的意象来自一根竹竿击退混混围攻的场面，偏重于“坐”的姿态，而不是“围”， 讲的是借力打力，顺势而为。所以此后被签名收藏的，不是六点半棍而是廖凡与宋佳坐过的窄凳。

《师父》剧照

《门前宝地》却大大突出了“围”。相比徐浩峰其它几部影片，《门前宝地》搭的景最多，且不管室内户外，几乎为每场动作戏都提供了一个仪式要素齐备的封闭空间。这个仪式要素就是武行比武的四面围墙与见证者。四面墙的空间秩序，指的是屏蔽不相关者，给武者武行以尊严和观者地位。见证者如武行会长孟大人所说，要有公证人、担保人、裁判，如片中武厅比武一场，三者各列一壁，礼数最周全。最简约的，也要突出坐看打斗的上位者，如银行比武里的法国行长等洋人，不尊重武者，但围观是有的。

片头第一场比武，坐看者只有沈父一人，除了大徒弟齐铨与公子沈岸，武行里一概人都被拦在了堂屋和院外回廊。因为这场比武解决的是沈家拳馆继承人的事，打轻打重真打假打，沈父掌握。“拦”，强调规矩，更摆明拦人者孟大人的行内地位。片尾最后两场打斗，发生在商铺街与邮局不远处蜿蜒的灰墙巷子，两处都被齐铨收编的三教九流和大个运货木车截断街巷两端，拉出一根长凳观战的只有一人，就是笑看的齐铨。

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是齐铨对武行比武的模仿，也是冒犯。这是他找回场子的方式。之前最为正式的武厅比武，他被女人暗中设局，恼羞犯规，在整个武行的见证下，被沈岸一次次掀翻在地，还让女人挡了刀——不管是作为要拓展武行事业的大师兄还是作为武者本身，里子面子尽丢。所以他要在街面组织“自己”的场子，“坐看”沈岸的“重围”。殊不知“围”的要义是武行规矩，规矩之外是租界秩序的平衡，齐铨的街面之举，仍在他人局中。贵樱先做局后挡刀的苦肉计，是齐铨被武行驱离天津时才后知后觉的。“坐看重围”在《门前宝地》中，变质为荒诞一解。

《门前宝地》中打戏的视觉主体不是齐铨，是沈岸。拳脚、长棍、武当剑、八斩刀，全方位展示，对齐铨、对洋人、对五哥等沈家门徒、对齐铨招募的三教九流。沈岸的身法动作被观众吐槽做成视频笑梗，关键不在于沈岸的扮演者向佐打得好不好看、准不准确，而在于《门前宝地》调度复杂的摇臂镜头里，沈岸这个角色非常的被动。这份被动看似来自人物善武好斗、莽撞执着的角色设定，这种年轻武者的性格特征其实在《倭寇的踪迹》《箭士柳白猿》《师父》中的宋洋身上也存在。重要的是，沈岸的拳脚兵器乃至一举一动，被置于几层的围观叙事之下，成为预知预判的小儿表演。

《箭士柳白猿》剧照

例如沈岸出场时，利用同一扇窗与门帘设置的两个景深镜头。先一个是大师兄齐铨视点下的环摇变焦：中间经过孟大人与老馆长的等徒叙事、齐铨与老馆长的师命叙事，然后才是齐铨与沈岸在景深镜头两段遥遥相对的比武叙事。后一个是武行会长孟大人视点下的变焦摇臂：老馆长、孟大人以及武行前辈对后景的沈岸与齐铨构成三层围观。

也就是说，在第一场比武开始前的这两个移动镜头里，沈岸作为最后的视觉客体，需经过了多层人物关系的几重叙事才被抵达。这决定了沈岸在影片此后的叙事里，从未获得过视觉上的主体性，他不仅置于老所长、孟大人、齐铨以及整个武行的他者叙事中，更受制于与他有着恋爱和婚姻瓜葛的两个女人对他的叙事规划。

法国行长的私生女夏安与沈父曾经煞费苦心对他的洋行工作与未来婚姻的安排，他到离开天津前才全部获悉。青梅竹马的小学老师贵樱利用沈岸戏称的“第四套拳”为他与齐铨布了“驱狼吞虎”之局，片尾他三年后回津时才明白个大概。试想如果沈岸的掌掴、指天、摸鼻等动作，不是在一个移动的他者视点的关系镜头中被表现的，而是像《座头市》那样，给剑戟片中的武者一个近景的定格画面，就不会产生人物越严肃冷峻、越滑稽无力的视觉效果了。

片中八场打斗，除中间一场围堵贵樱的戏，其他七场都围绕沈岸展开，围与见证的空间秩序非常清晰，看似是沈岸挑事，其实只是他者看他折腾，或给他空间，或不给。而齐铨对贵樱的围堵，却落脚在一个桶状地窖的囚笼中。摇臂镜头自上而下开始，又自下而上结束，机位始终置于囚笼内部，加上地窖底部的贵樱与窖外齐铨之间的栅栏门决定的构图形态，令二人这场决定此后大局的对话，圈与套，谁在圈外，谁被套住，全在镜头表达中。

同样，齐铨与孟大人、七奶奶几场戏的场面调度，也始终是镜头中的被动角色。与沈岸不同的是，齐铨心中有“门前宝地”的武行叙事，面对三个强势女人，他有反对，有周旋，甚至混混猞狸都有自己的“改命叙事”，而沈岸只是少年负气，永远置于他人的叙事之下。齐铨不懂武行，沈岸不懂每一件事。

在“坐看重围”的空间秩序下，《门前宝地》的加法给了打，减法给了女人。打，是指沈岸与齐铨的打戏，武厅比武与街面围斗增加了很多叙事重复的内容，重复一再推进的是两个武者受辱与不甘的心态。女人减法，一是指影片对孟大人背后的军阀、洋人、帮派等包括“大梁大柱”在内的社会背景交代不足，仅仅托付给了这一人物每次出场时复杂的镜头调度，来强调她在武行一时无两的权势、谋略制衡的能力以及说一不二的女丈夫性格。一是指隐藏了贵樱的诸多布局动作，包括她与孟大人的谋划与反杀，她与武行尊宿四爷的联手与背叛。如此戏剧性的内容，原小说本就做的是减法，影片交代得就更为隐晦了。

《门前宝地》剧照

加减法还来自电影对五哥角色的全面改写，抹去了他的政府背景，也取消了他的叙事视角，而争斗不断的沈岸与齐铨，却仍被置于政治围观的视角下。所以打戏越发的满，躲在大局后景的女人越发模糊。

徐浩峰电影中有三种女人：女丈夫、奇女子、混血艳女，她们都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之外的女人，她们都主动介入男权社会的权力争夺与平衡，是徐浩峰眼中的民国乱世的社会奇观，各个都有文化出处。《一代宗师》的宫二是奇女子，但不属于编剧徐浩峰，她只能是王家卫的。这一人物的命运底色和情感浓度是徐浩峰的人物角色所不需要的。

徐浩峰的女性人物需得表达社会结构，却不实指某一阶层，只抽象出他们对建制的态度，认同的、抗争的或是生理性的。女人们的态度决定了男人们的下场，也决定了徐浩峰武打类型片的主题。“门前宝地” 所谓“门前百米，有不平之事，武行要管”。齐铨与沈岸把它看成武行荣耀，却被逐出。在女人眼里，它只是租界政治的一部分，如八斩刀的“假即真真即假”的“击东又击西”，所以贵樱成功回到武行。

武者改行的故事，让《门前宝地》仍然持续着武者对武术生态“礼崩乐坏” 的恐惧。在徐浩峰这里，“礼崩乐坏”不是社会批判，而是贯穿整部中华文化史的价值观，是维斯康蒂的阶层溃散叙事，是武林逝去的进行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