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涛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电影《大风杀》并未像其他犯罪片一样过度依赖悬念和暴力，而是通过氛围感的构建来传递情感、推进情节。这样一种氛围感的营造，主要来自于作品对于“风”这一元素的综合运用。从“大风沙”的氛围美学与末日主题，到“西北风”的影像风格与类型杂糅，再到“好风起”的深圳镜像与时代症候，《大风杀》探索了“风”在意象、场景、叙事和主题等方面的隐喻和转喻功能，营造出一种“风”的视听艺术美学，彰显了不同时代和地域的差异性文化特征。

关键词：西部片 末日 西北风 氛围

荣获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编剧、最佳男配角两项大奖，并位列入围影片场刊最高分的《大风杀》，是今年国产类型片中的一匹黑马。导演张琪曾担任《邪不压正》《一步之遥》《芳华》《风平浪静》等影片的剪辑，“剪而优则导”，《大风杀》是他执导的首部剧情长片。

这部电影并未像其他犯罪片一样过度依赖悬念和暴力，而是通过氛围感的构建来传递情感、推进情节。这样一种氛围感的营造，主要来自作品对于“风”这一元素的综合运用。恰如“雷雨”在曹禺先生的经典话剧《雷雨》中的多重意义，“风”在这部影片中同样具有复杂性和多义性：从场景塑造到时间意涵，从类型元素到道德倾向，从现实指涉到人性表达，“风”的隐喻与转喻，令我们思考电影中的“氛围”元素(诸如风雨雷电、云雾霜露)在内容、形式和美学等层面的功能和价值，从而给予当代国产电影重要的艺术创作启发。

“风”在电影中几乎无处不在，却往往不被观众关注和察觉。作为重要的叙事和美学元素，世界电影中的“风”具有多样的形态：从《罗马假日》中的微风到《后天》中的狂风，从《赤壁》中的东风到《荒野猎人》中的北风，从《冰血暴》中的寒风到《夺宝奇兵》中的热风，风在力量、速度、风向、温度等方面都具有显著的差异性。“风”不仅具有季节特征(例如《春天的故事》中的春风、《菊次郎的夏天》中的夏风、《秋天的童话》中的秋风和《燃冬》中的冬风)，而且能同其他自然因素相结合(例如《可可西里》中的风雪、《雨中曲》中的风雨、《2012》中的风雷、《东邪西毒》中的风云)，并能在不同地理环境中形成独特的种类(例如《海底和爷爷》中的谷风、《季风婚宴》中的季风、《走出非洲》中的信风、《泰坦尼克号》中的海风)。“风”造就了世界银幕上丰富多彩的景观与氛围，为观众带来视听盛宴和情感体验。

而当强风吹起沙尘，便形成了“风沙”。《大风杀》将场景设定在1995年的西北边陲小镇忙崖，这里曾是边境关口，此时已变成人烟稀少的弃镇孤岛，只有“大风沙”是这里的常客。影片以“风沙”为核心，营造了极富沉浸感的视听系统：荒凉破败的小镇、遮天蔽日的沙尘暴、裹挟着沙砾的街道，构建出一个极具质感的视觉环境;而贯穿全片的风声时而如魔鬼低吟，预示着危险的逼近，时而如巨兽咆哮，掩盖了枪声与哭喊——画面与声音相融合，共同营造出一种压抑、紧张、肃杀的氛围。

除却视听呈现和场景塑造，“风沙”更是重要的叙事动力。影片围绕3名民警和44个悍匪的生死搏斗展开情节，故事的高潮是一场灾难性“大风沙”，它几乎吞噬了所有人的性命。这种情节设定具有强烈的“末日电影”或“后启示录电影”特征。在“二战”结束之后，以世界末日为背景的“后启示录小说”(post-apocalyptic fiction)开始大量涌现。根据克莱尔·柯蒂斯的定义，“后启示录”属于科幻文学的亚文类，是“基于当前文明危机所造成的大灾难的延续性想象”，在内容上“强调灾难降临时的情景以及如何幸免于难”。1“废土”(wasteland)则是“后启示录”科幻小说或电影的美学特征，是一个“环境被破坏、自然资源消耗殆尽的末日世界”，并承担了警示寓言的文化功能。2在《末日危途》《隔绝》《艾利之书》《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等“后启示录电影”中，遮天蔽日的“风沙”侵蚀着整个世界，不仅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而且象征着文明的衰落和希望的渺茫。3《大风杀》高潮处出现了类似的末日场景：原本肆虐的风沙骤然汇聚成遮天蔽日的沙浪，以排山倒海之势瞬间掩埋了逃跑的匪徒。

这场末日沙暴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更是一场关于善恶的道德审判。正如《圣经·新约》最后一章《启示录》中所记载，“末日”(apocalypse)不仅意味着彻底的消亡与倾覆，也预示着重生与希望;“末日审判”的目的是“令罪人归于毁灭，给予正义之人以报偿”。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场沙暴大审判使悍匪尽数被黄沙吞噬，唯有警察夏然屹立不倒，成为这片废土上最后的守望者。导演张琪也指出电影中的“风”不仅仅是自然现象，更是“人生变化的隐喻”：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时，“有人选择逃避，有人选择否认，甚至有人在绝境中疯狂”，那么“在生活的风暴中，我们又该如何找到自我”?5对此，《大风杀》用结局告诉我们：只有如夏然一样坚守正义和良善，才能在末日“找到自我”并重建希望。

这样一则末日审判的地点，被取名为“忙崖”，具有一语双关的意义：表面上，这里的每个人都“忙”于抢劫和转移财物，妄图快速实现人生梦想;实际上，所有人都是问道于“盲”，看不清未来的方向。电影的英文片名“Trapped”也指向“忙崖”里人的处境：这是一群被钱财和欲望所困之人，犹如在地狱中不断挣扎的灵魂，相互折磨却无法逃脱。导演曾说创作这部影片的初衷，在于他对“极端困境下的人性爆发”的浓厚兴趣;6正是在这样一个物理和精神的双重封闭困境中，每个人在生存本能与道德良知的夹缝中艰难喘息，进而展示出人性的复杂与善良的可贵。

电影《大风杀》剧照

从类型的角度来说，“风沙”是中外西部片的标配。从《天地英雄》《新龙门客栈》《双旗镇刀客》《无人区》《西风烈》，到《关山飞渡》《荒野大镖客》《西部往事》《不可饶恕》《决战犹马镇》，遮天蔽日的风沙在视觉呈现、氛围营造、情节推动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

《大风杀》也具有鲜明的西部片特征。从取景地点来说，《大风杀》选择在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拍摄。此地作为国家“一五”时期的全国十大煤炭基地之一和“三线”建设的重要布局点，至今仍保存着“全国少有，宁夏唯一”的完整工矿行政区遗址，矿区周边完整保留了20世纪70至90年代的学校、医院、商店、街路、火车站、俱乐部等建筑。7然而，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布局的调整，这里变得荒芜沉寂，高耸的井架停止转动，铁轨上锈迹斑斑，昔日热闹的街道空无一人，唯有建筑外墙斑驳的标语诉说着往昔的峥嵘岁月。

经济上的衰退，对应的是文化上的转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文学、音乐、影视等领域刮起了一股强劲的“西北风”。从《平凡的世界》《白鹿原》《浮躁》等小说到胡宽、雪野、子页等人的诗歌，从《信天游》《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等歌曲到《黄土地》《孩子王》《老井》《人生》等电影，“西北风”文艺作品以西北大地为背景，展现西北人民的生活、情感和历史，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

但相较于八九十年代“西北风”电影中对于西北地域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与人性觉醒的重视，21世纪以来的西北现实题材作品在关注现实生活与社会问题的同时，特别突出在国家政策扶持下脱贫致富的奋斗历程。此外，很多导演以警匪、悬疑、公路、动作等类型片瓶子来装“西北风”烈酒，于是诞生了《无人区》《西风烈》《未择之路》《暴裂无声》等作品。在这些影片中，荒芜的矿洞、破旧的加油站、废弃的工厂等场景随处可见，这样一种“工业废土”风景与西部壮丽辽阔的自然山川形成了鲜明对照。

从这个角度来说，《大风杀》一方面延续了将西部片与犯罪片相结合的特征，另一方面又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影片融入大量香港警匪片的类型元素，如黑吃黑的剧情设定、紧张刺激的警匪追逐、充满暴力美学的枪战等等——这样一种将传统警匪片置于西部废土世界的风格，为观众带来了新鲜的观影体验。为此，影片在场景上采用极简的方式进行调度：作品中只有三个重要场景——加油站、美食城和警局，它们又分别对应传统武侠片中的驿站、客栈、和衙门。尤其是锈迹斑斑、红绿撞色的美食城，配合精湛的构图和摄影技巧，造就了充满荒诞感的决战空间。

除了西部片、犯罪片和警匪片，影片还融合了黑帮片和动作片的元素，再加上灾难片的设定，呈现出杂糅的风格。电影中不少段落令人想起《边境杀手》《无耻混蛋》《七宗罪》《冰风暴》等好莱坞电影，导演尤其致敬了昆汀·塔伦蒂诺：影片伊始，曲马多看着加油站伙计逃跑而面露讥笑的表情、黑帮匪徒们朝地板下疯狂射击的剧情等都有《无耻混蛋》的影子;美食城的场景设定又类似于《八恶人》中的杂货驿站和《被解救的姜戈》中的糖果庄园;电影中的大量对话，在黑色幽默风格的闲聊中夹杂人生哲理，并为后续冲突埋下伏笔，这更是昆汀的拿手好戏。

从剧作结构上来说，《大风杀》既是一场“剧本杀”游戏，又是一次“大逃杀”实验。一方面，影片在一块颇具超现实风格的“飞地”上安排了正邪人物，并设定了基本的故事走向，在缺乏人物塑造的情况下迅速推进情节，这完全是“剧本杀”的模式;另一方面，3名警察和44名匪徒在一场末日“大风沙”中妄图逃离却纷纷死去、最终只剩一人的剧情设定，又是“大逃杀”式灾难片的套路。但这种商业类型、元素和手法的杂糅，最终使得影片整体呈现出用力过猛而“过犹不及”的缺陷。

电影《大风杀》剧照

从时代背景来说，《大风杀》的故事设定在1995年，即中国全面禁枪政策前夕。当时大量非法枪支流入社会，黑市交易猖獗，催生了多起恶性暴力事件，社会治安面临较大挑战。影片中悍匪为争夺巨额赃款血洗小镇的情节，部分取材于1995 年广东番禺运钞车劫案等重要案件。一些重要人物也多有现实原型，例如头目北山冷血癫狂、手持重型武器，部分参考了“中国第一悍匪”张君的形象;而他狡猾至极、成功越狱潜逃，又部分参考了“西北第一悍匪”魏振海的事迹。电影中的灰驴看到大哥被医生救活后拧断医生头颅的举动，参考了“香港世纪贼王”叶继欢的暴力行径。而悍匪会计的原型则是沈阳“3·8”大案的主犯孙德松。8在真实案件的基础上，《大风杀》塑造了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悍匪形象。

除了人物与情节，影片中不少细节也再现了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生活特征。金牙悍匪“曲马多”这一名字的本义，其实是一种治疗急慢性疼痛的药物。而当时很多瘾君子把该药物当作毒品来食用，大量摄入后牙齿被腐蚀，于是很多人就镶上了金牙;而曲马多想点的“金龙鱼”则指涉同名品牌——该企业在1991年首推精炼小包装食用油，颠覆了消费者购买散装油的传统习惯，也推动了中国食用油市场的现代化进程。此外，健美挂历、美食城招牌、镇口雕塑等都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这一边陲小镇在经济发展浪潮中被逐渐边缘化的现实。

而与没落萧条的“忙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出现在众多人物口中的“深圳”，它成为悍匪们抢到钱财之后的目的地;即便是幸存下来的夏然，也在最后的幻想中看到所有牺牲之人都坐上了前往深圳的大巴。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浪潮中，社会结构发生着剧烈变化;尤其在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之行与“南方谈话”令深圳等经济特区加速发展，也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因此，代表着新兴希望与发展前景的深圳，成为电影中的理想之地。尤其邓小平的南方之行为深圳带去生机与活力的“春风”，恰如1994年的歌曲《春天的故事》所唱：“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这样一种激荡春潮、扬起风帆的“春风”，与西北边陲小镇上肃杀残暴的“风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前者象征希望与生机，后者便隐喻了衰落与死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风杀》里的“风”恰是时代洪流的象征，一方面彰显了经济转型浪潮中西北工业小镇日益衰败的现实，另一方面也携带工业发展的愿望，吹向代表希望的南方。

有趣的是，今年恰逢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南山区建区35周年，由南山区出品的歌曲《好风起》体现了“千帆汇海阔、风好正扬帆”的时代精神，描绘了深圳白手起家、从无到有的奋斗历程，映照出“城市发展的梦想以及对未来的憧憬”。演唱者周深也谈到，他希望传递出“不畏艰难、充满活力与闯劲”的深圳印象。9结合《大风杀》的结尾，我们或可追问：夏然前往深圳之后，是否凭借闯劲、通过奋斗实现了最初的梦想?当忙崖多处“明日”或“未来”的标识指向活力满满的深圳时，荒漠最终是否只剩下空无一人的“废土”?这一则“好风来”与“寒风去”的鲜明对比，也令我们思考我国转型时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移带来的时代症候。

电影《大风杀》剧照

从“大风沙”的氛围美学与末日主题，到“西北风”的影像风格与类型杂糅，再到“好风起”的深圳镜像与时代症候，《大风杀》充分运用了“风”这一元素。影片探索了“风”在意象、场景、叙事和主题方面的隐喻和转喻功能，营造出一种“风”的视听艺术美学，并彰显了不同时代和地域的差异性文化特征。

总体来说，《大风杀》虽然在人物塑造和情节逻辑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但它在类型探索和视听手法上相当具有突破性与创新性，尤其在节奏控制、影像质感、混音效果等方面表现出众，比起“五一档”的其他影片更加鲜明和生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