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冶
暨南大学艺术学院/珠江电影学院副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

1951年新中国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立起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四级电影发行体系。从此开始，直至 1994年 11月首部分账发行的进口片《亡命天涯》上映，期间在中国银幕上放映的进口片无一例外都是买断片。尽管这些进口片中的相当一部分并没有发生“购买”行为，例如中苏友好时期的《夏伯阳》《普通一兵》《乡村女教师》，以及之后民间顺口溜“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所涉的四个友好国家电影，都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进行影片对等交换的结果。但是，影片进来之后，其国内发行方式依然是由中影公司统包统销。

直到进入新时期，中影公司才拥有了每年 100万美元左右的预算，用以引进外国电影，而为了尽可能多地引进外国优秀电影，这些影片的买断费用平均被控制在了 2—3万美元。这就造成了 20世纪 80年代，中国银幕上的外国电影与世界电影市场存在着巨大的“时差”，例如 1981年在我国上映的东德影片《英俊少年》，出品年代其实是 1970年;1988年引进的美国电影《魂断蓝桥》，其出品年代更是早在 1940年。根据时任电影局副局长季洪回忆，1984年中影进出口公司访美，向美方提出引进好莱坞电影的需求，但美方提出国际通行的分账发行模式，被中国电影人视为“洋买办行为”而断然拒绝。(1)今天的我们可以理解这种认知上的历史局限性，而囊中羞涩恐怕才是断然拒绝的根本原因。也恰恰在这样的困境中，中国银幕上能够出现《胜利大逃亡》《第一滴血》等为 20世纪 80年代的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美国影片，实属难能可贵。

在中国代表团拒绝好莱坞分账要求的十年后，当时的政府主管部门，在观众远离电影院的背景下，出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 348号文件，同意每年以分账发行的方式引进十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和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2)至此，中国电影市场上第一次出现分账进口片，也逐渐将远去的观众请回了电影院。在接下来的十年内，分账进口片带来了《真实的谎言》的石破天惊，《阿甘正传》的会心笑声，还有《泰坦尼克号》的空前票房纪录。1994—2000年，除了分账发行的十部影片外，每年的买断进口片一般在 28部左右。然而，2001年我国加入 WTO之后，为兑现市场开放承诺，我国分账进口影片数量翻番至每年 20部。于是，中影公司压缩了买断片的数量，2001—2003年买断片的数量分别为 15、20和 14部。可以说，此时中国电影市场上的进口片，已然为分账片所主导，而有限的买断片更多地体现为多国别、多题材、多片种的补充角色。

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的广影字 [2004]第 613号文件，下发《关于进一步改进进口影片引进发行等有关问题会议纪要》的通知，要求中影和华夏两家拥有进口影片发行权力的发行公司每年至少要完成十部非美的进口买断影片，在四个国别以上;并允许民营企业协助推广。(3)次年，买断片的数量便回升到了 29部，并从此长期维持在每年三十部左右的数量。同时，民营企业的业务也从初期的“协助推广”，逐渐演化成了今天的电影发行。可以说，这份文件成为了买断片市场化的发端，也成为本文的历史基础。而其自身的发展，通过一次次具体的博弈行为展开，为我们呈现出一幅演化图景，使得我们能够基此构想其未来的演化方向。

电影《魂断蓝桥》剧照

一、2004—2012年：市场化初期的博弈试探

20世纪 70年代，生物学家史密斯和普莱斯(Smith &Price)发现一个生物种群会通过不断地让种群中的部分个体试错的方式，从而确定自己最优化的“适者生存”策略并实现“自然选择”，即种群对环境的最终适应，从而达到一种演化均衡状态(Evolutionary Equilibrium)。(4)除了个体试错带来的演化方向变化之外，20世纪 90年代，布莱恩·阿瑟(Arthur)还认为技术进步对产业的影响，可以被视为生物体自身基因的演化突变(5);而诺思(North)则强调了外部环境的影响，即认为政府政策是对产业稳定的“外部突变”。(6)故此，我们不妨站在演化博弈的理论视角，来看待买断片市场化改革的 20年历程。

（一）多国别、多片种的小试牛刀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 613号文件的出台，中影进出口公司一定会按部就班地执行其固有的买断片策略。甚至对于中影公司来说，如果没有 2001年分账片数量翻番的刚性政策兑现，其依然会维持之前 10部分账 +30部左右买断片的策略。换言之，对中影进出口公司来说，此时的“外部突变”，已经迫使其进行了博弈选择，最终，我们发现，当时其能力的上限便是一年 40部以内的进口片，而与发行方式无关。于是，2003年成立华夏电影发行公司，这一以往被视为兑现WTO承诺打破行业垄断的行为，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中国电影发行的基本面。

特别是民营公司“协助推广”的具体方式，则可以让中影和华夏更大程度地释放其买断片的空间，从而将精力集中在分账片的运作上。“民营电影公司在选好片子、跟海外制片方签订合同后，报送到中影集团进行初审，由其报给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审查，中影集团电影进出口分公司取得准予进口通知书，再等公映许可证下来之后，引进的买断片就可以在国内院线跟观众见面了……”(7)在这个过程中，中影和华夏逐渐演化成了服务机构，而具体的选片、购片、发行等事务则不断放权给民营发行公司来执行。以当时的一家民营发行公司北京年恩长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年恩长影，目前已注销)为例，2004年其确实是帮助华夏引进的买断片《第六计》进行推广工作。之后，便以五万美元买断了一部韩国电影《我的小小新娘》的内地发行权，但遗憾的是，该片没能获准引进。直至 2005年，年恩长影在北京举行的法国电影展上看到了收获热烈反响的纪录片《帝企鹅日记》，于是该公司斥资近百万元人民币的高价买断了该片的国内版权，并在当年暑期档上映，最终拿下 1100万元的票房成绩。(8)

《帝企鹅日记》第一次让业界意识到买断片也可以获得超过 1000万元的票房，于是各家民营企业纷纷参与到“协助推广”的工作中来，年恩长影买断发行了《火线战将》(美)、《双层公寓》(美)等影片，北京银都在线买断发行了《列车惊魂》(德)、《神秘群岛》(英法)，保利博纳买断发行了《雏菊》(韩)、《空中决战》(法)……这些影片均在国内市场上取得了一千万元左右的票房成绩。可以说，613号文件所倡导的“多国别、多题材、多类型”，在这一阶段取得了实质性的推进。更重要的是，在买断片市场化的演化博弈场景中，《帝企鹅日记》作为种群内部的“突变”个体，为种群蹚出了一条可实现的演化路径，并使同行们认识到该路径的可行性。而各民营发行公司展开不同国别、题材及片种的尝试，从买断片种群来看，则是各个生物个体正在以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进行着一场大面积的试错运动，以探索未来可能的演化方向。

电影《帝企鹅日记》剧照

（二）《敢死队》带来的突变效应

尽管买断片的市场化改革随着 613号文件向进一步简政放权发展，但毫无疑问，当时无论是中影还是华夏，抑或是整个电影市场对于进口片的认知中，买断片依然是对分账片的积极补充。换言之，这种状态已然使买断片进入了一种博弈均衡状态，直到 2010年暑期档《敢死队》的上映，这一种群内部“突变”，才一举打破了这一均衡。

美国影片《敢死队》当时的买断费用为 50万美元，虽然金额并不高，但已远超前述买断片 20万美元左右的行业心理价格。值得注意的是，该片在我国取得了 2.14亿元的票房，不仅成为首部票房过亿元的买断片——此前国内市场上买断片票房没有超过 5000万元的，(9)而且在年度进口影片中排名第四。这也是中国电影史上买断片首次进入进口片年度票房前十。紧随其后的是《生化危机 4：战神再生》，该片在 2010年 11月中旬上映，并在这个偏冷的档期中取得了 1.35亿元的票房。

从上映时间来看，《敢死队》在北美上映的时间仅比国内早一周，而《生化危机 4》也只比国内早了两个月的时间。换言之，这两部影片虽然是买断片，但其上映时间基本与国际市场同步，并不是我们惯常认为的上映半年后的旧片。这就使得这两部电影在宣传和发行上，可以做到向分账片看齐。例如前者便可强调其好莱坞的明星特征，尤其是利用史泰龙在中国电影观众心目中的地位作为宣传的重点;而后者则强调了其 IP属性，尤其是与同名游戏的联动，激发出一定程度的观众转化。

同时，恰恰由于前者出品公司狮门和千禧年影业当时都属于好莱坞中的中小企业，而后者第一出品方Constantin Film Produktion甚至是一家德国企业，这就使得这两部影片具备了买断片“多国别”和“非好莱坞六大公司”的天然优势。但是，毫无疑问，这两部影片在类型上属于较为典型的好莱坞商业电影，与中国电影市场上分账片的引进偏好总体一致。这也就使得当时的观众根本不会将其当作非好莱坞主流电影来看待，从而“默认”自己参与了一场与国际市场同步的视听盛宴。

路春艳等在《敢死队》取得惊人的投资回报率后发现，“第一，中影进出口分公司以及华夏开始重视买断片的引进和发行;第二，‘光线传媒’等大中型民营资本纷纷加入了协助推广买断片的阵营;第三，跨行业投资逐渐盛行，出版集团、房地产商等外围资本涌入了进口买断片市场”。(10)《敢死队》市场业绩的突变，让业内外资本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盈利途径，故而这个意外的突变导致了种群内部惨烈的竞争，对这一可预期项目的追捧，导致两年后的《敢死队 2》的买断价格涨到了 800万美元，而 2014年的《敢死队 3》的买断价格居然达到了 1400万美元。(11)

电影《敢死队》剧照

（三）奥斯卡获奖片的市场不适

毫无疑问，《敢死队》让业内外资本涌向好莱坞同质影片的赛道，将接下来相当一批买断片的票房稳定在了 5000万元以上，例如《致命伴旅》(1.5亿元)、《天际浩劫》(5680万元)、《动物总动员》(6335万元)、《狂暴飞车》(6280万元)、《夺命深渊》(1.1亿元)、《源代码》(7190万元)等，从而在 2011年的中国电影市场上被视为分账片和国产大片之间的“第三种势力”。(12)然而遗憾的是，《天际浩劫》《狂暴飞车》等影片艺术性不高，在美国本土市场上的票房成绩亦乏善可陈，但却因为前述演化方向，凭借动作、特效、灾难等类型元素，而被中国市场认可为不亚于分账大片的“好莱坞”大片。显然，这种买断片分账化的趋势，与“多国别、多题材、多类型”的初衷出现了背离。

某种程度上来说，从《帝企鹅日记》身上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主管部门对买断片百花齐放的期许，尤其是相较于好莱坞分账大片来说，可以跳出“视觉奇观”的直接刺激，从而在电影其他审美层面获得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因此，在买断片领域，世界各大电影节获奖影片往往会成为发行机构青睐的对象。然而当时的中国电影市场，对相当一部分这样的影片反应冷淡。例如 2004年引进的《放牛班的春天》(法，“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在法国本土放映时引起强烈反响，创造了四千多万欧元的票房，可是在中国，该影片仅仅洗印了五个拷贝，最终获得的票房不足二十万元。(13)

如果说 2004年市场化改革初期，在发行和宣传上尚有可成长空间，那么有了《帝企鹅日记》经验之后的 2007年，获得七项奥斯卡提名的《通天塔》仅取得 1505万元的票房，远逊于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狂暴飞车》。而后者是一部在美国市场上极度不被认可的影片，故其在最短的时间内便转售 DVD版权并向国际市场出售买断发行权。同年暑期在中国上映的《女王》(英，6项奥斯卡提名，获最佳女主角奖)以及2008年引进的《赎罪》(英，5项奥斯卡提名)都只收获了三百多万元的票房。类似的景象出现在 2012年上映的《一次别离》(伊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艺术家》(法，10项奥斯卡提名，5项获奖)也都只取得四百万元出头的成绩。而被寄予厚望的《国王的演讲》(英，12项奥斯卡提名，4项获奖)亦仅仅取得了六百余万元的票房成绩。

上述影片的票房连宣传费用的成本都无法覆盖，而且扣除影院分账、各种税费及中影、华夏的服务费等，也远超买断成本。显然，在市场化改革初期，“多国别、多题材、多类型”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更大程度上则是物种内部的个体在框架体系内，积极地探索可持续的演化方向。换言之，个体试错的目的不在于“错”，而在于“试”。当演化方向全面被指向对好莱坞二线感官片趋之若鹜的时候，物极必反的态势必然会出现。

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剧照

二、2013—2019年：多元突破而至的博弈繁荣

2013年是中国电影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前一年中美双方签订的电影相关问题谅解备忘录在这一年全面落地实施，中国需在原定每年 20部分账进口普通影片(即 2D电影)的基础上，增加 14部特种进口电影(即3D和 IMAX电影)，除了原定 20部中有六部必须为非美国电影之外，剩下的 28部全部来自好莱坞六大制片公司。而美方票房分账比例，也从原来的 13%上升到25%。当时业界高呼“好莱虎”来了的声音不绝于耳，因为如果这 34部分账片再加上 35部左右买断片的话，全年上映的外国电影将会在 70部左右。而从 2010年以来的经验看，好莱坞类型电影是买断片市场优先考虑的对象，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周末几乎都能够有好莱坞电影上映。尽管今天的我们知道，在 2013年第一季度国产电影就建立起对进口片的票房优势并延续至今，但在 2013年初，电影界几乎人人都为国产电影的未来捏把汗。而随着分账片配额的增加，许多本来用以弥补配额不足而通过买断方式引进的电影获得了分账发行的资格，因此，买断片市场由《敢死队》等建立起来的好莱坞优势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一外部政策突变，会给买断片这一物种的演化，带来何种方向性的改变呢?

（一）配额风控与多次博弈策略

如前所述，按照政策规定，我国只有中影集团电影进出口分公司一家具有进口影片的权力，而市场上也只有中影和华夏两家国有发行公司拥有进口片的发行权，其他任何企业均没有独立发行进口片的权力。即便我们今天文中称为民营发行公司的那些企业，其合法的表述依然是民营协助推广企业。而以往买断片的进口模式，主要依赖世界各国版权合作机构主动向中影进出口公司进行影片推荐，而民营公司参与进来之后，从单纯的协助推广不断向产业链上游推进，从而将购片行为不断前置。而中影和华夏也乐见这种积极的购片行为，毕竟这在客观上降低了他们的风险，从而能够稳定地获取引进服务的费用，同时，还能在众多民营公司的竞争中，为中国市场获得更多的优秀影片。

具体的流程是：民营公司跟国外版权方签完购片合同之后，需要将该影片先交给中影集团电影进出口分公司初审。中影集团电影进出口分公司在审看该片之后，会初步判断该片通过电影审查的可能性，同时会对该片未来在中国市场上的票房进行评估。确定引进该片后，中影进出口公司才会为该片发放进口配额指标。然后，该民营公司持该片配额指标去寻求中影或华夏合作，并由中影或华夏呈报电影主管部门审查。审查通过后，电影局会为该片发放准予进口通知书和公映许可证，如此便能在国内市场上映。整个流程充满了若干次重要的博弈：

第一，民营公司只有买断该片后，方才能将影片交给中影集团电影进出口分公司申请配额。但随着参与的民营公司数量增加，在海外购买的影片数量也大幅增加，中影集团电影进出口分公司所能提供的配额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远赶不上民营公司购买的热情。据悉，2015年以前获得配额的几率是 50%，而到了 2018年则只有不到 20%。(14)而一旦不能取得引进配额，则买断影片的资金将全部成为该民营企业的沉没成本。

第二，中影集团电影进出口分公司为影片发放配额后，如果该片因内容、技术指标等原因无法获得准予进口通知书，那么前期所有的损失依然由这家民营公司来承担。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用于申报准予进口通知书的影片必须是完成片，换言之，此时该民营公司已经在中影或华夏的指导下完成了该片翻译、配音、修改剪辑、拷贝制作等一系列工作，并承担了相应的成本，这也就进一步扩大了引进该片的经济损失。

第三，以前民营企业与国外版权方之间还可以签署相关协议，约定一旦无法获得配额或无法获得准予进口通知书，则按比例退还买断费用，或者合同上直接依据如上流程来约定支付买断费用的比例。但是，随着《敢死队》赚钱效应带来国内涉足该领域的民营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国外片方越来越不愿意签署如上协议，而更倾向于一次性买断，这就将风险全部转嫁到民营企业身上。

因此，面对这三种博弈行为叠加的风险，民营企业只能采用增加博弈数量的方式来降低风险，即尽可能多地购买影片，并严格将买断价格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将自己的全部资源投入到最终获得配额的那一部上。

电影《哆啦 A梦：伴我同行》剧照

（二）热门国别与类型的争夺

迅速增加的银幕数量，使得中国电影市场空间迅速实现了扩容。2015年买断片上映的数量达到了 50部，2016年为 55部，2017年为 64部，2018年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 122部!这一时期有一些可以被视为“年度现象”的特例，值得我们回顾。例如 2015年买断片票房冠军是日本动画片《哆啦 A梦：伴我同行》(5.3亿元)，从此奠定了日本动画片在买断片中的重要地位。而 2016年买断片的票房达到了 44.47亿元，占所有进口片总票房的 23.34%，因此被视为“买断片爆发年”，(15)其中票房较高的《惊天魔盗团 2》(6.39亿元)和《你的名字。》(5.75亿元)分别代表了前述好莱坞和日本动画两个典型类别影片。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与《哆啦 A梦：伴我同行》有着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同，《你的名字。》作为一部“作者电影”，让中国电影市场上的目标用户浮出水面，并使得这一类动画片呈现出较为稳定的增长曲线。

2017年上映的印度影片《摔跤吧!爸爸》票房达到了 11.99亿元，该买断片票房纪录至今未被打破。或许是由于印度片方对中国市场反响的欣喜，其合作程度远远超过好莱坞，甚至该片的主创人员被发行方邀请到中国，像国产片的主创们一样去一个又一个城市跑路演。同时，该片掀起了买断印度电影的热潮，蜂拥而至的中国采购方瞬间席卷宝莱坞，使得印度电影的买断费用水涨船高，以至于原计划通过买断方式引进的印度影片《神秘巨星》，最终居然以分账片的方式出现在中国银幕上。类似的情况还有西班牙电影《看不见的客人》(1.72亿元)，小成本悬疑片的买断片类型延续到泰国电影《天才枪手》(2.71亿元)、印度电影《调音师》(3.25亿元)上。当时就有专业人士发现，中国观众“比较‘吃系列’” ，(16)以至于中国市场上出现了本来几部电影毫无关联，却因为主角都是同一人，而成为类似于“阿米尔·汗系列电影”这样宣传包装而成的“系列电影”。

从 2017年到 2018年买断片数量的爆炸性增长可以发现，2016年和 2017年的市场繁荣，带来了 2018年一定程度的市场过热，甚至有的民营公司从某法国电影公司手中一口气购买了近十部影片的中国大陆公映权。当时有记者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交易会“赶集般”的现场感叹道，“长期混迹于交易市场的版权公司，早已对中国市场表现稔熟于心，同样的片子，遇到中国买家立刻涨价的情况屡见不鲜”。(17)一面是外国片方的坐地起价，一面是民营公司如抢购般囤积版权，必然会给这一赛道带来物极必反的演化效果。于是 2019年，全年上映的买断片下降到 95部，体现出市场的理性回归。这一年票房最高的买断片《千与千寻》(4.88亿元)和《绿皮书》(4.79亿元)均展现出买断片对商业分账大片的类型补充特征，也体现出买断片作为产业物种演化过程中，面对种群内部激烈竞争，而实现对博弈均衡目标的努力。

（三）参投影片的买断化引进

当 2015年《变形金刚 4：绝迹重生》(19.77亿元)和《碟中谍 5：神秘国度》(8.69亿元)取得合拍片地位并获得丰厚的票房分账收益后，一度掀起了一股与好莱坞展开合作的热潮。对于美方而言，中方先期的投资和后期中国市场更高额度的票房分账，也不失为一种极具吸引力的尝试。因此，在中国电影制片企业积极“走出去”的背景下，甚至连《玩命速递：重启之战》(1.28亿元)这样既不在中国取景，也没有中国演员出演的影片，仅由于中国投资方的参与，便获得了合拍片的身份，(18)从而得以获得更高比例的分账。

2016年的《荒野猎人》(12项奥斯卡奖提名，3项获奖，3.77亿元)、《血战钢锯岭》(6项奥斯卡提名，2项获奖，4.22亿元)两部影片特别值得关注。这两部影片其实都是合拍片，只是前者由奥飞影业参与出品，投资占比较小，故而只能按照买断片的方式在中国公映，但其实奥飞参投的权益就是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分账，换言之，买断行为其实没有发生，但参投的股份成了变相的买断费用。而《血战钢锯岭》则将中美合作拍片的深度进一步推进，其出品方之一上海熙颐传媒公司从剧本研发初期便已经参与到该项目中，而且该片 13家出品方中，有八家中国公司，几乎都是熙颐传媒运作的结果。但是由于该片出品方没有达到联合摄制影片(19)的要求，不得已以买断片的名义在我国上映，但其作为投资人独享中国市场票房分账的同时，还跟美方一起享受了世界其他地区市场的票房分账。这一方式加深了中国资本对好莱坞的介入，同时在剧本研发时期就规避了中国市场的政策风险，从而实现了前述配额博弈的交易获胜概率。另一方面，奥斯卡获奖也使美方进一步降低了中国资本对好莱坞创作干涉的忧虑，为深化这种跨国合作提供了想象空间。

本来合拍片“买断化”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但是恰恰在这样的博弈中，中国资方以中国市场的所得来作为股份参与到项目的研发中，反而能够更好地创作出适应中国市场的好莱坞影片。由于与美方的合作关系，亦使得“买断片”仅仅成为了一种手续意义上的称呼，而实际操作过程中，美方作为出品方依然对中方提出了按股权比例获得收益的要求，即变相参与了中国市场的票房分账。故而，在这个过程中，“买断片”的概念也在发生着悄无声息的变化，传统意义上单纯的买断片越来越少，越来越多境外片方在买断费用作为保底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中国市场上票房按一定比例的分账要求。换言之，随着分账收益因各种原因被外国片方获取，买断片极为明确地往分账化方向演进。

电影《血战钢锯岭》剧照

三、2020年以来：外部性影响的博弈收缩

2019年的买断片总共获得了 56.1亿元的票房，虽然没有出现票房超过 10亿元的“爆款”，但正如前所述，其较为全面地回归“多国别、多题材、多类型”的初心。上映的 95部买断片中，涉及被引进国家多达 19个，除了美国与欧洲、日本等传统电影相对发达地区外，甚至还有一部越南电影《二凤》(60万元)出现在中国电影市场上。还有引进自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两个地区的五部买断片，其中《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9.58亿元)至今依然保持了台湾买断片在大陆票房的最好成绩。另一方面，《千与千寻》(日，2001.4.88亿元)和《海上钢琴师》(意，1998.1.44亿元)的票房成绩，让买断发行的企业突然发现了一片“老片新映”的处女地。这些老电影相对低廉的买断价格，以及其在观众心目中较强的口碑基础，反而使得宣传推广方式变得很直接——“欠 XX一张电影票”。换言之，从 2019年的情况来看，买断片在中国电影市场这一生态环境中的演化，正在出现更多方向的探索——更多的国别，更多的题材，更多的类型，甚至更多的出品年代。然而遗憾的是，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为这场演化带来了一场生态环境的外部巨变。由于全世界范围内电影生产的停滞，买断片反而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率先从疫情中恢复的刚需。

（一）日本动画电影一枝独秀

2020年全年上映买断片42部，票房共计9.58亿元;2021年上映买断片 50部，票房共计 17.49亿元;2022年上映买断片 35部，票房共计 8.59亿元;2023年上映买断片 47部，票房总计 26.42亿元。从如上数据可以发现，2020年以来，每年上映买断片数量回到 2014年的水平，并且从票房数据上看，被视为电影市场较快恢复的 2023年，也不及 2015年的 29.25亿元。若与2019年的 95部、56.1亿元票房相比，则基本只有一半。2023年中国电影票房恢复到 2019年的 85.7%左右的，显然，主要贡献并不源自买断片。但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以来日本动画电影几乎成为了买断片中表现最突出的类型。如表 1所示，2020—2023年四年间，票房超过 3000万元的买断片(不含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总共只有 34部，而其中引进自日本的影片便有 21部，除了《花束般恋爱》《入殓师》《情书》三部真人电影外，余下 18部居然全都是动画片。

2020—2023年票房 3000万元以上买断片一览表

尽管日本动画电影在中国市场上有着较稳固的观众基础，尤其是电视卡通动画对动画电影的先期铺垫力度较大，《哆啦 A梦》系列、《名侦探柯南》系列、《海贼王》系列、《宝可梦》系列、《火影忍者》系列等均属此列;此外，还有宫崎骏动画电影作品承担着前述“老片新映”的盈利模式。然而，2016年《你的名字。》的引进几乎颠覆性地改变了日本动画电影的买断逻辑。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光线所获取的《你的名字。》买断版权并不是从日本片方直接谈判购买的，而是其在日本取得票房成功后，花了 1000万元从原买断方购得的，但原购片方之前只花了 20万美元。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电影主要都出自东宝、东映、松竹、角川映画、日活等五大电影公司，而根据日本片方的交易习惯，往往会十分尊重固有的合作关系。因此，一旦与某一日本片方达成合作，则往往意味着自己会成为其未来的主要合作方。但据笔者调研发现，《你的名字。》在中国市场上取得近六亿元的票房后，日本各电影公司均不再公开报价，而是任由中国买家展开无上限的竞价，以至于像柯南剧场版的动画电影，原来 20万美元左右的买断费用一般都会涨到 100万美元。

这里特别值得说明的是，与《灌篮高手》《哆啦 A梦》等动画片不同，《你的名字。》《铃芽之旅》等新海诚创作的动画电影，以及《间谍过家家》系列，其前期的用户积累并不是在电视媒体上。由于类似的“番剧”在“哔哩哔哩”等二次元网站上，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垂直领域传播，致使其大电影上映，反而成了“95后”高忠诚度用户的集体朝圣。相反，《灌篮高手》由于早期依赖电视播出，因而其上映的时候社会反响更大，但是带动的票房却不及《铃芽之旅》。从另一角度来说，看日本“番剧”动画成长起来的一代观众，正在逐步取代看日本电视动画的观众，而成为观影的主力军。因此，未来日本买断动画电影，番剧动画电影的数量，一定会逐步超越电视动画的剧场版。这其实是一种博弈收缩行为，即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时候，日本动画片成为买断片资方的避风港。

电影《千与千寻》剧照

（二）其他影片不确定性增加

如前所述，2023年的买断片无论数量还是票房基本都仅达到 2015年的 80%左右，但更让人不安的是，2023年买断片票房前十位的影片中，有七部是日本动画电影，三部是美国片——《敢死队 4：最终章》《饥饿游戏：鸣鸟与蛇之歌》属于传统好莱坞六大公司外动作片，而《泰勒·斯威夫特：时代巡回演唱会》很难按照传统电影的方式来进行定义。换言之，买断片的收益越来越向单一国家、单一类型聚集，这就使得一定时间内，买断片的资本方会加大力度向这一领域集中。另一方面，由于疫情的影响，导致 2023年国产电影为回笼资金而不得不进行集中供应，故 2024年在供给侧出现了较大程度的缺口，进而导致全行业进一步增加了对买断片的期待。遗憾的是，2024年上半年上映的票房过亿元的买断片依然是《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7.91亿元)、《间谍过家家 代号：白》(2.93亿元)、《哈尔的移动城堡》(1.67亿元)、《哆啦 A梦：大雄的地球交响乐》(1.3亿元)、《排球少年!!垃圾场决战》(1.19亿元)等日本动画电影。

2020—2023年四年的 155部买断片(不包括买断自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的影片)引进自 28个国家，但随着日本动画电影头部效应日渐明显，使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其他类型电影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显然，买断自中国台湾的《周处除三害》(6.65亿元)之所以会如此备受关注，也与业界希望看到日本动画片之外的新增长点有关。首先，从近年来中国大陆电影市场的表现来看，在真人电影层面，观众对国产片的偏好越来越明显，而当观众看到一部台湾地区的买断片时，心理上是当作国产片来观看的。这就造成经常会有来自台湾的买断片获得较高的票房收益，例如《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2019.9.58亿元)，《想见你》(2022.4.03亿元)，《当男人恋爱时》(2021.2.64亿元)。而《周处除三害》这部在台湾本地都不算出众的犯罪片，在中国大陆地区取得这样的票房成绩，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寻找到了两个市场之间的一个特殊生态位。中国大陆出品的影片，很难以一个罪犯作为主角，并以其具体的犯罪行为作为影片叙事主线。而有着相同面孔，说着相同语言的台湾电影，却为这一类型的犯罪片提供了叙事空间。可以预计，未来《周处除三害》可能会承担起 2017年《摔跤吧!爸爸》的引荐功能，而使得更多同类电影被引进。

另一方面，全国艺联专线发行(简称艺联)可以被视为买断片内部演化的突变点。基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高度专业化的评估体系和与海外机构的联系，他们能够对潜在优质影片进行比较早的判断。以艺联之前引进的《三块广告牌》(奥斯卡 7项提名，2项获奖)为例，就是通过世界电影资料馆年会的平台，提前一年从福斯探照灯影业发掘了该片，并经由本单位专家评估，认为该片有较大获奖可能，从而以较低的价格买断引进了该片，并以 6500万元的票房刷新了全国艺联专线发行的单片纪录。换言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买断片销售，越是不确定增加，可能越依赖对电影艺术高度的专业判断力。

（三）多种发行放映平台博弈

如前所述，单纯意义上的买断片在中国市场上越来越少，其分账化的趋势已然成为不可避免的演化方向。据笔者调研发现，早在 2013年，好莱坞的片方便已经对买断片提出了票房分账的要求。无疑，当时中国电影市场对好莱坞电影的高度认可和追捧，使得好莱坞买断片成为了未能获得分账影片配额者的重要解决方案。于是，当时的好莱坞一般会要求买断片在票房收入扣除税费、影院分账以及买断版权费、引进、翻译、宣发等成本后，进行五五分账。而之后，这种分账合同进一步在好莱坞的强势下，向四六甚至三七分账发展，有的发展到签署的“分账式买断协议”，即以买断片的方式引进，但实质上执行分账片的标准，甚至直接由好莱坞片方持有密钥，导致买断方的利润空间被极大地压缩。

更进一步，以往签署的中国大陆地区版权买断协议，不仅包括影院放映权，还包括电视、DVD、网络等其他媒介平台的版权。然而，随着中国三大视频网站平台的崛起，以及互联网资本对其的投入，海外片方开始版权出让协议拆分为院系版权和网络版权。这不仅使得版权买断方失去了之前极为重要的一个获利渠道，而且由于三大视频网站的强势，甚至出现了更大程度的网络版权买断合作。据报道，“爱奇艺已在2016年和 20世纪福斯达成独家版权合作，未来四年的出品影片，无论是否在内地上映，网络版权均属于爱奇艺”，(20)而优酷和腾讯视频跟其他好莱坞片方也有签署类似的协议。同时，三大视频网站还纷纷出手购买好莱坞各大制片公司片库中的旧片，从而为好莱坞影片在中国大陆市场上的发行提供了更丰富的平台选择。

而对买断方来说，更大的风险来自于所购影片的海外窗口期。由于近年来好莱坞电影本土的窗口期也越来越短，“影院的第一窗口位置和窗口期 90天规则受到挑战”。(21)换言之，如果 90天内买断片无法在中国大陆地区上映，则意味着美国本土 DVD或流媒体平台就会发行的电影，盗版风险急剧增加。由于民间字幕组强大的网络协作能力，高清晰度版本的好莱坞电影的中文字幕版几乎可以第一时间在网络上出现。当然，如果该买断片已经获得了配额，那么中影或华夏作为发行方，会有较大的动力打击该盗版行为并在网络上清理该片。但如果引进方已经支付了买断费用，尚在申请配额的流程中，这对其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此时的博弈行为聚焦在了配额申请的争分夺秒，以及对网络平台上神出鬼没的盗版链接的举报上。因此，也就更进一步迫使“协助发行”买断片的民营企业，不得不强化买断片的第一时间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买断片全面且彻底地向分账片演化的趋势。

图8.电影《摔跤吧!爸爸》剧照

结语

通过本文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613号文件所倡导的“多国别、多题材、多类型”作为产业化改革初期指导意见的一种期待本无可厚非，但是由于市场的逐利性，使得每一个阶段都会因为某一类影片成为市场热点，引发该类影片的供给过剩。

2004—2024年买断片演化关键事件一览表

从供给侧的角度来看，改革初期由民营企业自主摸索的方式，确实符合“多国别、多题材、多类型”的特点。但这种百花齐放的态势只持续了五年，便由于《敢死队》的上映而使得好莱坞非六大制片公司外的商业影片成为了市场热点。资本对此类影片的聚集，直接导致好莱坞买断片逐渐演化为中国市场上的一种名义上的引进方式，而实质上享受着分账票房。此时，买断片作为物种，达到了第一个演化博弈均衡点，无论是出品方、买断方还是国内发行方，都找到了稳定的盈利模式。然而，演化博弈均衡不会是永恒的。

恰恰就是在稳态达成后，演化方向出现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乃至技术锁定(Technology￾Locking)的时候，则一定会出现不为人所关注的“小趋势”，为物种探索新的演化路径，比如 2016年后逐渐崛起的日本动画电影、印度电影、中资入股电影、欧洲悬疑电影等。此时因“合久必分”而呈现出的多元状态，却因新冠疫情的外部环境突变，而不得不向最稳定的盈利路径收缩，日本动画电影成为了此时最保守的选择。当然，此时台湾电影或许成为一个新的“小趋势”，而香港买断片也或许可以依托华南地区的文化接近性，进一步成为区域细分市场的“特供片”。

从需求侧的角度来看，观众的变化使得买断片物种演化，面临着不知不觉的外部环境变化。日本动画电影之所以能够成为买断片的“避风港”，与这一代主力观众的高度垂直化的媒介使用有着直接的关联。同时，爱奇艺、优酷、腾讯的付费用户习惯正在养成，使得买断片有了新的发行渠道，这一方面意味着盗版影片资源的空间越来越小，但若三大视频网站一旦在购片上出现乏力的情况，则可能面临着垂直用户情绪化的盗版反弹。

从演化趋势上来看，无论阶段性的热点国别、热点题材、热点类型有何变化，买断片作为一个物种，其在发行上的演化方向几乎可以确定为越来越趋向于“分账化”。而该演化博弈的均衡点，应该是国外片方的分账比例达到与分账片持平的那一刻。但试想，若境外出品方分账达到 25%的比例(与分账片持平)时，中影和华夏在买断片发行过程中的服务费 8%就显得很高了。从这个逻辑层面来看，2023年以来，民营买断片发行企业近乎“集体躺平”的行为，便可以理解。因而，政策层面适时地降低中影和华夏服务费比例，就成了应对这一演化趋势的必然。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政策层面的调整不应该被机械地视为“外部突变”，反而应该被视为物种内部主动的适配性调整。而我们预期，这种主动调整，会给下一阶段的买断片演化带来新一轮的百花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