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鸿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在全国各行各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之际，结合电影界的现状和发展，召开这次座谈会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第一，中国电影复苏，成绩斐然、来之不易。无论是过去20年，还是最近这10年，特别是受到疫情影响的前后5年，中国电影经历了许多冲击、危机、风浪，取得了在全球都表现突出的复苏成绩，中国电影产能、电影市场恢复到疫情前的80%以上，电影创作在主流价值传达、温暖现实主义深化、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类型和风格多元化等方面，都有新突破、新跨越。这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基本面向，也是中国电影深化改革的良好基础。

第二，中国电影发展，居安思危、时不可待。全面深化改革，就意味着在发展中还面临一些新形势、新挑战，当然也面临一些新机遇。我们需要解决高质量发展中面临的一些新老问题。首先，中国电影市场从高速度到高质量的发展转变已经势在必行。过去20年，中国电影靠巨大的市场增量带起了发展动力。2017年之后，电影市场的增量空间已经从两位数缩小到个位数，疫情期间的低谷之后更需要重振。任何发展都有一个抛物线，从快速、高速发展的高点回到稳定发展的新常态。在没有巨大增量的大背景下发展电影行业，这是我们面临的新局面的挑战。其次，电影创作生产的风险有增无减。创意领域风险高，而作为高投入、重资金的电影行业更是高中之高的风险行业。近年来，不仅电影行业要面临资金循环的风险、市场判断的风险，更要面对国际形势变化的风险、政策调整的风险、题材取舍的风险、演艺人员伦理道德的风险，还有新的互联网环境带来的防不胜防的“偶发性”“突发性”“破坏性”的舆情风险，外部政治经济环境更趋复杂，内部社会心态不断分化，社会思潮暗流涌动。这样的高风险环境，使得电影的创作生产缺乏有效的风险防范能力、相对稳定的方法论和生产方式。创作人员即便小心翼翼有时也苦于难以达成“共识”，找到如何真正贴近时代、贴近人民的无懈可击的内容和形式表达，至关重要。做不到这一点，对创作生产的艺术强度、思想高度、现实深度的创新和突破都会成为有形无形的制约，甚至禁锢，跟风、同质、讨巧的机会主义风气会影响到电影创作的品质提升。再次，视听文化消费模式的变化带来巨大冲击。这些年来，大视听迅速发展，不断衍生，长短视频、长短剧、综艺直播等，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消费形式更加多样、更加具有可选择性的视听内容，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简单。影院电影模式、客厅电视模式受到新视听媒介的替代性冲击和影响，特别是影院这种100多年的消费形态的稳定性、封闭感，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战。而人工智能技术对应的迭代改革更会对电影从生产到消费带来全方位的冲击。中国电影需要面对新媒介、新技术作出积极回应和战略性的预判，否则可能亡羊补牢、为时已晚。总之，电影市场的增量空间压缩、电影创作生产的风险上升、新媒介新技术的冲击，构成了中国电影深化改革必须面对的挑战。

第三，中国电影的改革，需要继续完善产业体系、市场体系。目标应该是电影管理者和电影从业者的共识，但是如何破局、如何推进，则更为关键。需要做的事很多，首先是全面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这部法律是中国电影改革成就和智慧的法律结晶，也是我国第一个和唯一一个文化领域的行业法，我们需要结合近年来电影管理、电影产业、电影市场的实际，对之进行修订、完善，特别是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法律法规程序，使管理有法可依，也使行业有法可遵守。依法治国与依法发展电影是高度统一的，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应有之义，这样可以避免一些随意性、偶发性因素对电影行业的影响。法律既是让行业依法的规矩，同时也是管理上抵御不可见风险的一道屏障，这样有助于电影行业在法治轨道上发展，既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又能够激活生产力，鼓励艺术创新。其次，要创造条件鼓励、支持若干家中国电影企业做大做强，成为综合性的文化大企业。中国电影要形成产业化、工业化的体系，必须有领导性、主导型的大企业，而且电影要与电视、流媒体、新媒体、图书出版、游戏、演艺、音乐、文旅等更加密切地融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好莱坞没有任何一家电影企业是完全独立的电影制作企业，它们不仅完成了产业链条的垂直整合，而且都是全媒介、综合性跨国传媒集团的一部分，迪士尼、时代华纳、环球、奈飞全都是大传媒、大文化集团的一部分，这样才能形成全国性、全球性、全媒介、全文旅的产业规模、市场规模，保障优质内容实现效益最大化，同时赋能各种独立的制片公司和技术企业。

中国电影快速发展了20年，虽然院线制改革、行业准入改革以及一度的金融介入，推动了中国电影行业的整合，但是一方面受到所有制差异、条块分割格局的体制性影响，另一方面受到金融形势、国际形势等宏观环境变化的影响，至今中国的电影企业依然大多数是单打独斗，规模小、媒介融合性弱、抗风险能力低。我们需要解决一些机制体制性难题，通过市场规律支持企业，包括相对体量较大、技术基础较好的互联网企业做大做强，形成整合化、规模化、平台化的大文娱、大文化企业，使电影发展有更大的平台、更多的媒介、更科学的窗口、更“长尾”的效应。最近，剧集行业每年都会出现一些有口碑、有艺术品质，也有市场的现象级优秀作品，如《漫长的季节》《繁花》《县委大院》《我的阿勒泰》《狂飙》等，恰恰是因为网络视听平台的“集中度”高，可以有效地整合资源、影响市场、担当责任。虽然高度平台化后可能也会出现“独大”的某些弊端，但是确实能够减少行业的无序竞争，增加创作生产的主动性，提升对市场的整体把控能力，减少一些行业的不确定性因素。现在中国的电影行业，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垄断，而是无序竞争、过度竞争、不正当竞争。企业越大反而越好管理，越会在法律法规、社会监督下自尊自重，这些年互联网大平台实际上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主动形成行业规范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电影业需要提高集中度、整合性，电影的工业化体系和市场化体系才能真正建立。包括人民院线、艺术院线的分线发行，只有减少院线的过度竞争、形成规模发行，才能真正完全落实，不仅有影院愿意放映分线发行的电影，更重要的是能够培育和推动观众去观看分线发行的优秀电影。

最后一点，建设性的电影批评体系是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电影批评是连接电影作品与电影观众、电影观众与电影创作者、电影学术研究与电影产业和管理的桥梁，这座桥梁有没有承载力、科学性，对于电影与观众、电影与市场、电影与美学、电影与文化之间的循环可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电影批评界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一种批评往往以“捧”为主，开研讨会、写评论文章，都是一片赞美之声；而另一种批评，则往往会以“棒”开路，对很多电影，无论是否已经上映，都是劈头盖脸一顿批，先是过度阐释，然后上纲上线。由此可见，批评不独立，批评的价值就会非常有限，特别是在“流量批评”的舆论面前，就会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建设性的电影批评和学术研究做得不足，当然有学术界、批评界自身的原因，更有生态性的原因。建设性、专业性的电影批评体系失位的地方，使得“捧”和“棒”的批评有了更大空间，电影行业自身也难以获得客观的有深度的市场反馈、观众反馈和专家反馈。在“捧”和“棒”这两种形态之外，我们需要形成一种建设性的独立的专业的批评机制，从评论队伍到传统媒介以及新媒介的平台，从观片渠道到经费来源，从评分评估到观众引导，真正形成有标准、有方法、有判断、有建设性态度、有批评性眼光的评论体系，引导观众选择合适的电影，反馈专业的信息给创作生产者，将专业化的数据和报告提供给管理者。

改革在路上，未来十年是关键性的十年，中国电影改革的成绩是否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得到承续和提升，文化强国、电影强国是否能够使命必达，还需要电影行业包括电影的理论评论工作者、研究者同舟共济、共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