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亚平
北京电影学院特聘教授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提要：二十年来，电影产业化发展和话语空间呈现开放的趋势。中国电影产业学包含经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多维度内涵。国家意志、政策驱动构成“产业之学”的逻辑基底，市场化将注意力与电影商品性相联系，成为产业完成转型的场域。二十年来，中国电影的产业化改革进程、电影政策与制度创新及其施行，映寓并勾勒了这一多面向的脉络。电影产业具有经济、文化与意识形态属性，作为公共产品，其中包含注意力导向性与纠偏问题。建构中国电影产业学，深入研究市场话语的成果和问题，对于今后进一步推动电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中国电影发展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产业化 中国电影产业学 注意力 纠偏

中国电影市场化的真正开启和全面产业化改革，以2002年为分水岭。在此之后，人们对电影的认识与话语空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与国家文化产业政策驱动、对过去的电影总体认识的突破有关，更展现为电影产业化兴起、电影观念趋于成熟，中国电影产业学的内涵与外延也开始有了丰富的理解。电影产业的定义和具体施行、电影产业的属性和特点不断拓展，而这也驱使更多的人对电影产业活动与市场注意力进行批判性反思与纠偏。

二十年来，中国电影产业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回顾电影转折、突破的历史性发展，看到“产业之学”纠偏的举措、问题与意义，消除各种认知本身的局限与盲点;通过重建电影产业的对象性及其内在结构，推动中国电影产业与市场价值自我实现，形成新发展和新突破，是必要的。

电影产业的兴起，如今似乎没入了电影业的多样性可能与发展大洪流中;随着资本的推波助澜以及广泛的社会参与性实践，电影和产业没有了距离。但是，二十年前，电影产业并未得到确认，电影年度票房在8—9亿元左右，电影生产、发行与放映体制还是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电影市场没有形成统一性的中国电影产业话语、成为人们的自觉。国外大片引进与国产大片制作试水，电影经济活动的提速发展，电影市场与产业的喧腾，犹如“环境中的音乐”，成为大众接受与肯定的东西。于是，在一种广泛的合理性和技术、社会、艺术、思想的融合中，电影产业先行“蹚雷”，成为文化产业的排头兵和先锋。中国电影产业话语，作为电影宏观世界所建立的命题，也有了一个持续认知与多解的基础。随着对中国电影产业的现状及发展的注意力形成，电影市场快速发展、喧嚣与强化也变得任性起来，中国电影产业学有了一个从肯定或否定的角度，反过来去说明电影市场化注意力或概念本身的悖论性，实现祛魅的阐明。

支持并推动中国电影产业，先肯定遵循产业经济学规律的电影产业学，再肯定小部分的电影产业聚焦点，然后反过来批评泛化的电影产业，未必是合理的。但从政策、创作、发行、放映和文化的角度去欣赏环境中的声音，保有对具有经济、文化与意识形态属性的产业光谱的照看、追蹑，其思想来源除了对电影产业和电影生态环境关系的思考外，还有中国电影传统光谱中存在着的严重的注意力亏欠、“宽窄频失衡”缺陷及其纠偏反思的问题。因此，关注并讨论电影产业学，使电影产业化在中国电影业与所有核心元素和范畴相互滋养，获致清醒、科学，发挥均衡发展的功能，格外重要。

电影产业是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高智能、高投入、高产出、高风险的文化产业，是文化产业中颇具活力与社会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1)电影产业活动，即电影的制作、发行和放映及衍生品开发所关联的系列经济活动与市场化发展，体现了国家的介入与推动的政策导向。产业政策作为经济活动中的核心范畴，通常“指一个国家的政府根据产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调整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结构和产业分布结构，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推动整个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政策体系”。(2)电影产业的政策指涉电影市场活动中如何把电影产业资源配置到各种不同和相互竞争的需要上，使效益最大化，同时触发电影和市场驱动、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发展的问题。这种市场活动与经济形态背后的产业逻辑与注意力机制，在电影产业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由市场、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力量来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等等。电影产业具有经济属性、文化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以及作为公共产品，其中贯注注意力的导向性问题。激励创造、引导创新、定义未来，能否或如何被召唤到更多的产业之学之思中来，显得尤为重要。

对产业发展二十年的回顾与理解，和中国电影产业学的预设观点可能不无对立，解答中国电影产业学并不是“非正即误”的逻辑判断，或单一维度的意义诠释，而是一种自然生发的实践证明与有意识或下意识做出的价值选择与纠偏。

电影产业的兴起和电影近二十年的产业建构，具有开创意义。电影产业发展与电影产业政策、市场的注意力问题的关系密切，产业与市场并不是作为独立于社会和文化发展之外的要素，它凭着介入21世纪中国的发展来预见并投射出新的电影市场、政治经济等秩序，中国电影产业学也成为重新定义电影并从多层面进行认知与分析的“增殖”。这为近二十年产业化作为中国电影产业学研究的切入点，扩展了深入研讨和认识电影改革发展成果与问题的空间。专门领域的电影政策、电影批评总是与产业化的发展相携而行，也和产业观念体系的深刻再认识密切结合在一起，成为形构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力量。因此，回顾产业化改革二十年历程，尤其是总结近五年的新变化、新特征，深入研讨和认识电影产业化改革的成果和问题，中国电影产业学不仅是一门贯通电影产业化发展的“科学”界定和围绕电影多维度特性与功能的话语实践，同时也是一扇观察与考量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全貌、实现建设电影强国的宏伟目标的窗口。

回顾近二十年产业化改革的进程，不难看出，继技术因素后，影响和改变电影业话语的重要因素，首先体现在国家的法律、条例、政策颁布及其对电影的制作、发行与流通过程中的整合及调配能力上。电影作为一种经济性的行为，以内容为载体和核心，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阈限对电影业推动的制约日趋明显。从20世纪90年代起，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中国的市场和潜力逐渐激发，有了种种反应。当时正处于困境的中国电影业如何因应业态危机、环境变化、行业要求和改革的势头，政府怎样在电影产业制度设计和产业化政策推动上发挥最大的推动作用，主导电影市场化改革和产业化进程?1993年，原广电部下发《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广发影字[1993]3号)，尝试以机制改革体现政府管理的主导性，并由此明确并推动电影的市场化发展的方向。步入市场经济时代，电影市场化改革精神、业态改革欲求及其启动，凝聚并体现于2002年前后的国家宏观政策及其实施中。

从外部因素来看，90年代启动的好莱坞电影大片引进，成为电影行业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彼时国产电影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与挑战;就内部条件而言，电影的可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性质在国家层面获得合理性，产业变革的路径开启与政府的政策制定攸关，电影发行机制改变与拓展在市场化改革中作用很大，成效渐显，内外因素共同推进了中国电影的产业化改革。

电影的政策，体现在为产业发展的国家介入，主要“通过直接补贴、财税诱因、融资、配额、票价、地理空间的建构等‘经济’手段，对电影的‘生产、发行与映演’市场进行规范”。(3)二十年来，中国电影的产业化改革进程、电影政策与制度创新及其施行，映寓并勾勒了这一多面向的脉络。

第一，商品经济和商业意识的冲击，重构了21世纪以来文化产业化进程中电影的基本观念与创新趋求，并成为电影产业化政策与变革驱动的关键。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电影行业被定性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电影经济体制的计划性被视为文化事业的，但电影市场化反作用于政策思想及其具体施行，为文化产业的认知进一步提供了新的触媒与动力。反之，随着政治主体开放与制度创新的多面向展开，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为突破一元电影话语垄断发挥了关键作用，电影业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多样化的宽幅选择。2004年1月8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颁布《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电影首次被明确定义为一种产业。

2009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通过，文化产业正式成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电影产业是其中重点的推进项目之一。与之相呼应，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0]9号)，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动我国电影产业跨越式发展，实现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的历史性转变的总体要求”，并确立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七个总体目标，针对突出问题提出了十项重点措施。2014年，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下发《关于支持电影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政策转型的迫切与必要不断呈现、涵盖电影产业的所有重要问题。

第二，随着产业化进程，电影政策积极介入和持续调整，构成中国电影产业化发展特别是电影体制改革的动力逻辑。电影市场化启动，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性文件相继出台，改变着中国电影业原有的治理方式。电影发行放映机制变革，推行院线制，实现发行放映的规模化经营，反向性地推动制片业的重要改革。2001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颁布《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2号)，并于次年开始实行，该条例降低了电影行业在制片、发行、放映领域准入的门槛。不久，院线制改革得以率先实施，全国第一批电影院线组建完成。(4)对传统四级发行体制进行改革，意义重大，对统一性的全国电影市场建立，包括从电影制作到投融资、发行、放映及后产品开发的产业链条的结构调整与优化，都具有重要作用。(5)2003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接连推出四个电影方面的新的政策文件，(6)降低电影制片、发行、放映资格的准入门槛，改善市场的供给结构，为电影市场化的改革提供支持和动力。制片门槛降低，民营电影企业迅速崛起，国有企业打破计划经济下制片发行模式，努力摆脱困境，市场化竞争显现出活力。

以2002年开始施行的《电影管理条例》为标志，作为非公有资本的民营电影企业登堂入室。2002年3月，电影《我和爸爸》首获单片许可证。此后，北京新画面公司、华谊兄弟太合影视投资公司等众多民营电影公司纷纷发力，制作出品一批电影作品，成为电影产业的主力军。2005年4月，国务院出台《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允许非公有资本投资参股电影制作发行放映领域的国有文化企业。2006年，拥有单片拍摄许可证的民营企业达187家，当年的电影产量达330部，投资主体已有270多家，其中80%是民营电影公司。(7)2010年，中国电影票房年收入突破100亿元，增幅达63.9%，(8)逐渐形成了以“华谊”“光线”“博纳”“星美”各占一方的“民营”格局，显现出民营电影企业的制片优势。此后，民营电影公司继续驰骋在市场中，万达影业、光线影业等异军突起，不断推动着电影制片业的全速发展。

在此前后，涉及电影的政策出台和颁布以常规化的补充和具体实施为主，(9)对电影产业的各个领域进行对应性的政策调整，影响广泛。

第三，国家在宏观的文化层面对电影产业同类属性与企业集合提供战略层面的支持，推动电影产业化改革，扶持、重组国有企业，力保较高的国有资本系数。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05]14号)，强调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升级，指出要“推进文化领域所有制结构调整，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政策许可的文化产业领域，逐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同年，公布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发展重点文化产业，在确定重点发展的九个文化产业门类中，影视制作业居于首位。这也意味着，“在保护国有电影企业前提下，基本开放电影制作环节，将制片环节向社会特别是向国内做出了开放”。(10)进入产业化改革，国有制片企业的改革与重组形成高潮。继中影集团、长影集团、上海电影集团、西部电影集团、潇湘电影集团成立后，峨眉电影集团、珠江电影集团等也陆续成立，除了制片外，这些电影集团还兼营发行、放映、版权等经营项目，提高自身的经营实力。作为电影业的龙头企业，国有电影企业陆续增强在电影市场的影响力。以中影集团为例，2007年拥有全资分公司、子公司13个，主要控股、参股公司30多家，一个电影频道，总资产为28亿元，10年后，剥离了电影频道等资产之后的中影股份的总资产已达153亿元。(11)经过体制改革后的国有制片企业作为制片主体的潜能逐渐被激发，生产规模、制作能力和经营体量获得提升。

第四，受惠于电影政策的持续出台和具体措施的实施，中国式大片生产和创作得以有效组织，中国电影业出现了开放的竞争力提升和艺术、政治与娱乐融合的新话语面貌。2002年12月，《英雄》上映，从古装武侠大片到2009年《建国大业》再到2021年“长津湖”系列的“新主流”电影的“突进”，构成国产电影创作的核心组成部分。2003年6月，《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签署，为电影业的放开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香港影人的“北进”，(12)开启国产电影创作极具重要意义的实践。2004年，《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广电总局、商务部令第43号)通过，对“境内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经营电影制作、发行、放映、进出口业务及境外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参与经营电影制作、放映业务的资格准入”做出调整。2005年，《〈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的补充规定》(广电总局、商务部令第50号)出台，指出：“允许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经内地主管部门批准后，在内地试点设立独资公司发行国产影片”，降低境外电影企业进入国产电影的准入门槛。电影的投资主体、制作主体发生变化，同时，创作生产与院线的开放趋向丰富与多元，香港电影人国产电影创作身份名正言顺的位移，更有力推动了国产商业电影的勃兴与直面海外市场的创作拓展，电影创作的良性循环与产业的健康发展逐渐实现。

纵观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的历程，围绕电影治理宽松政策的推出与施行，经济动力使政府在电影以至文化领域树起产业化改革全面转向，从电影市场活动门槛降低、企业集合与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日趋开放，到电影观念得以松绑，中国电影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的竞争力与注意力被持续激发，发挥了很大潜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电影产业一系列改革举措不断深化，新时代中国电影业形成以市场为机制，在市场规模、资本投入、制片数量、院线建设、票房收入等方面空前活跃，呈现健康发展的良好局面。2018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影市场。(13)然而，疫情对电影全产业链带来严重冲击，中国电影产业爆发式增长的进程因此被打断，电影成了因防疫受损最严重的行业，能否在政策层面助企纾困，推动全面恢复并进行强有力的新探索将是决定性的。中国电影业特别是近五年的产业发展，其突出变化与特征在几个宏观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是电影产业改革深化，激发中国电影从大国到强国的梦想。伴随着社会、电影转型和电影市场发展的曲折与复杂性的挑战，政策施行与立法，使电影产业构成的宏观结构与基本观念出现整体性调整。2017年3月1日，《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政府文化治理与文化体制改革的一次突破，它也是文化产业领域的第一部专门法律。从立法的和国家软实力的发展角度，确立电影产业政策与创作支持体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国有电影企业怎样获得活力，如何建立产业评价体系，实现电影文化创新，激发创造力，成为齐心共建可持续未来的电影之问。

二是资本、文化与艺术博弈持续，市场的资本系数与外部相关性越来越大。文化产业被确立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电影产业决策便也发散为综合竞争的时代性价值趋赴，从加强电影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加大电影精品专项资金力度，到借力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电影业发展、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等等的举措持续出台，进一步规范电影市场，促进电影产业改革，需要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立足点，建立起更完善的电影市场支持体系。产业化与普遍必然律一致，电影产业就得到真正的促进。2018年的春节档作为中国“史上最强春节档”，票房达57.71亿元，相比2017年春节档34.28亿元总票房增长66.94%。之后，与电影相关的配套性的积极产业政策与重要举措(14)相继出台。2019年5月通过的《关于深化影视业综合改革促进我国影视业健康发展的意见》，指出推进影视业朝向更大规模发展的改革方向。2019年，全国电影票房收入达到642.66亿元，较2018年增长5.4%，在这其中，国产票房占64.07%。国企之于电影经济活动是怎样的存在，大量资本如何进入，让人看到电影企业家心忧市场，远超他人。

三是持续两年多的疫情加速市场衰退的进程，市场参与者的心态发生了颠覆式变化。尽管再有多少纾困的政策信号，对于改变“心有余悸”的他们仿佛已经比较难了，但这之中，化解行业痛点难点，推动电影产业的共享价值成为电影共同体核心，在电影面临新冠疫情危机时仍然显现着反思的积极意义。疫情之下，中国电影遭受多轮冲击，进入煎熬之中，以至于成了特困行业之一。2022年上半年历经更大的挑战。根据《国家电影局关于从严抓好电影院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国影发[2022]2号)要求，各地严格执行分区分级防控，相继在出现疫情后关停影院。截至5月24日，全国营业影院总数8111家，以每天约100家的速度在消失，比疫情前减少4297家。营业率67.13%，上座率低于5%，场均2—6人次。(15)几个月来，多数日子日票房跌破1000万元。五一档、端午档，票房远低预期。电影人虽没有失却信心，但是影响是巨大的。也许，要不是疫情冲击，电影业新议题的丰富性、电影产业话语的勃发会走向兴盛与超奇的融合、碰撞和汇聚，对生态建设的重视，对优质内容的深耕就会成为电影市场注意力的“照看”与强有力的表现因素。

四是互联网崛起，“新的观看方式塑造新的秩序，新的环境”，(16)加以疫情影响，改变了电影创作的价值链和传播方式，同时带来福柯所谓知识型的变化。网络电影造成巨大的产业影响，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国际环境变化下的中国电影，一跃成为全球最具发展活力的电影业。电影如何作用与影响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推动中国电影产业国际化，成为关键。2021年11月9日，国家电影局印发《“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给中国电影市场带来新的动力。越来越多的影人群体，特别是作为影视企业主体，绝大多数都热爱电影，又拥有全球视野，重视绩效，欢迎不断优化的政策给电影业真正带来结构性变化。

五是由于科技日新月异，技术在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一个高科技快速创新的年代，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多媒体影像技术迅速成长，在电影发展中得到多方面的广泛应用。媒介融合与短视频的出现，对电影本体、创意与开发，电影市场结构与运作各环节、金融服务和工业体系产生着重要影响。世界变化迅捷，使电影新的生产、传播的产业逻辑持续建立，电影产业未来发展获致创造和变形的力量的重新定位。

电影的转折和能量，聚汇成为电影的技术与政治经济机制及文化问题，也即环境问题。产业化改革让过去二十年中国电影生态和业态发生剧变，客观上也确实带动了整个国家经济、文化与社会的欣欣向荣，提升了全社会对电影的关注度。中国在电影市场上正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体量巨大。几年前，曾有一次场合和中美学者在美国南加大研讨中国电影，笔者深深感受到，电影业界和学界最关心的都是中国市场及其环境的关键变量，无论怎么看中国电影，电影市场与特定环境驱动下的中国电影注意力及其现实的维系与发展都是事实。

在中国电影产业学概念出现之前，中国电影产业已经开始了二十年，在这很长一段时间里，产业与市场的快速发展，蕴含巨大的经济潜力，中国电影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当人们思考电影产业这一概念，视其为由不同乃至异质符号构成的综合体时，人们早就身处电影“产业之学”的思考中了。正式提出中国电影产业学，其主要关注的恰也是产业活动给中国电影带来的变化，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它是一个批评性概念。中国电影以飞快的速度奇迹地繁荣起来，疫情下使电影业的情况急剧恶化，问题凸显。而近期各地收到的复工复产的消息，不啻是一份份鼓励通知书。认真总结经验，瞻望未来，为逐步复工复业的电影企业提供“导航”，同时直面电影产业发展中有缺陷的注意力的后果与对待市场化态度的征候，需要“产业之学”的反思、研讨与纠偏，直面难题和挑战。

首先，电影话语削足适履与刻舟求剑，电影发展滞后的观念成为既定规范，成为共同的观点与市场反应的组成部分，带来电影以至整个文化健康发展的负面影响与内伤。很多人已观察和意识到参与到电影市场中来的人们，尽管拥有艺术和价值等的不同选择，却常常要规避这选择自由，宁可只注意市场而放弃艺术、政治等价值选择的自由。在不少人看来，市场与艺术这两者几乎是不可兼得的，或者说，赔钱的“艺术”与赚钱的“商业”两者是不可兼得的，从本性上也不愿承受不确定性的重负，而不断扩大“商业”数量以及所能占的份额，并由其职业要求构成的习惯和态度，仿佛才是重要的。

其次，过度追求票房指标，电影创作质量堪忧，带来创作上叫好不叫座的落差现象，不能厘清数量、票房第一还是靠电影品质说话，引起电影评价体系与电影常识的混乱。尤其是在一个市场化主导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把他们已经紧盯着市场效益的视线移开呢?这会对电影创作以至产业发展带来整体持久的损害。一味追求市场，创作无底线，就可能削弱现实主义创作的深度与批判性，在艺术上文化上美学上作品可能粗鄙化，以至于失掉电影创作的门槛与专业性保证。仿佛只要能自娱自乐能保证一个盒饭能过把瘾，谈什么质量、文化品质、认知高度与精神内涵的表现，谈什么对审美能力不断成熟起来的观众的尊重，这怎么能不使电影失掉艺术的复杂性精神、延伸空间的丰富性，使整个电影市场形成唯票房导向，让电影业态和电影生态陷入危机呢?这样的危机，包括商业电影、艺术电影、主流电影创作的失衡，艺术选择与欣赏的单一性。

再次，以轻思维、市场思维，结晶为一种特殊文本或问题的解决办法，以至于其内容和方式可以影响或成为整个团体的代表，进而遮蔽国家的话语面向与公共文化言说。电影作品过度娱乐化、资本的逐利性与创作以及文化的自轻有关，经济利益导向、眼皮底下的现实，是因为缺乏价值感、躲避思想、艺术贫血，在“文化上陷入道德和审美的虚无主义”，进而导致对“世道人心的亵渎”(17)与电影“产业之学”的理论建构不系统。在电影产业发展过程中，农村电影、儿童电影和艺术电影等弱势电影，仍然停留在计划体制下文化事业的认知与形态中，形成适应市场多元需要的产品供给不足。农村电影、儿童电影以及艺术片创作等的电影文化创新，日渐式微。尽管有人仍然希望能通过转变人们的观念和心理来对此进行矫正与赋能，使多个向度的市场在多元共享的基础上获得新生，但是，倘若缺乏艺术没有文化与精神，缺乏美的理想，电影就会变形、失败、消解，或者沉湎于种种幻想。

最后，形塑电影产业的是作为辩证整合体的注意力的自我调节力量。国内电影产业市场强劲增长，电影及其粉丝群体逐渐成为互联网上的独特注意力“奇观”，其参与行为所孕生的“饭圈”乱象也在冲击着大众对于电影创作与文化的认知。海外市场竞争乏力，在电影的国际竞争中无力突围，电影的国际传播中塑造国家形象和表态文化立场的重大责任被损害了。我们正处于电影强劲复苏的前夕，中国电影面临着直接的国际竞争，充满激情的企业家创作家群体，要激发想象力创造力，形成自觉，共同维护，力保改革的力度和发展的速度结合，责任重大。

辩证看待和统筹把握市场注意力问题，建立纠偏和纠错机制，建构“电影产业之学”，电影产业才真正充满活力。首当其冲的是要树立电影产业的功能性整体意识，直面新问题，对涉及电影发展政策制定、工业体系建构、电影创作、发行放映、网络电影转向以及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电影合作等，展现历史担当。对支撑中国电影市场的活力、就业机会与产业增长所依靠的电影民企，做到保驾护航。在疫情的关键时刻，要及时出台救援扶持的政策与办法，加快推动复工复业、加大财税扶持与金融服务的力度，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信心，稳定发展预期，巩固中国电影生态优势。其次，组织重点电影创作生产，重建电影创作的精品意识，以优秀作品涵育票房意义，克服市场与票房自身的局限性，走内涵质量转型之路。票房是中国电影业的唯一诉求吗?当然不是。电影人竭力寻找产业中那些能够超越票房与简单经济计算的力量，给市场带来新的元素和活力，展现提升电影产业发展中的历史性与公共价值。再次，建设中国电影产业话语伦理和精神内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克服思想不成熟等缺陷，以对电影的热爱、人的关怀和长时间的拼搏，营构奉献于电影和观众的努力。身处其中的人们要做的不是投机或一味做生意，实利不是多少算够，而是不会有够的时候。无论是拍电影来反映并揭示艺术家个体反应的巨大多样性，抑或是营造公平的产业环境，鼓励企业参与竞争，遵纪守法，都不要忘记以文化为本。“这样的特性也构成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或社会的典型特性。”(18)最后，要有电影产业发展的全球观，积极提升电影产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中的文化传播力。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加入WTO，全球化竞争为我们增加了比较视野和新的驱动因素。中美竞争挑战，过去曾是、现在仍然是悬在电影人头上的一把利剑。疫情改变了全世界，树立全球的新秩序与市场主体，以中国性为符码的电影企业，不寻求将自身与全球电影经济分离开，致力于电影“走出去”，进入全球竞争，应和与遵守海外市场规则，在世界市场上面对国际资本的挑战，在与美国的战略竞争中取胜，无法回避。

2021年，全国电影银幕数突破八万块。加强市场能力建设，面对产业对象的内在结构与产业观念的复杂性，辩证分析与精准把握市场化注意力，稳中有进，实施真正做大做强产业的发展战略，以电影商品性为前提的同时，期待承担责任的产业结构的转变和实施，重建电影市场的对象及其内在结构，构建一个共生系统，专注于塑造围绕产业良性发展的战略环境，更新观念，竭尽全力，才能激扬电影市场的活力，解决悬而未决的时代命题，保持可持续发展。

产业是一个系统，系统性修复是必要的。在人类社会因新冠病毒暂停之时，一业衰百业衰，让产业发展重建信心，做好重点的筛选与结构性调整，持续深化改革，加快推进主体责任建设工作，这是牛鼻子。《“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指出，“十四五”时期，电影发展要努力实现市场和产业体系更加健全。推动我国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提升市场与文化竞争力，系统性、复杂性的产业纠偏有待加强。中国电影产业学属于大文化范畴。在对市场进行观照、治理的同时，引导市场升级，优化布局，以世界性为参照，积极推进建设性的发展，脱胎换骨，坚持问题导向，恢复正常的主体性，在经历阵痛之中和撕裂观念的痛苦历程之后，保有信心与洞察力，群策群力，大力提升包括互联网影视在内的完善泛影像生态电影的体系建设，加强技术型、社会型和文化型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弘扬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注重培养和提升创作者的人文精神、批判意识。全球范围来看，让电影企业家艺术家等更好地参与电影产业建设而不是离开，让资本放心地留在影视生产里，精心打造精品力作，对于民族影视的发展强大至关重要，这也是实现后疫情下超越国别、走向世界的根本保证。不论如何，我们必须站在一个战略制高点上去辩证、全面地把握电影产业的属性，在对市场注意力的缺陷或亏欠进行修补、纠偏与时代重塑的生态建设的基础上，中国电影产业无疑会大踏步地向新领域发起尝试，实现稳步发展，并最终实现电影强国的伟大目标。

(1)参见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出台《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广发影字[2004]41号)。

(2)戴伯勋等《现代产业经济学》，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

(3)单波、石义彬《跨文化传播新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4)2000年，国家广电总局、文化部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实行“以院线公司为主体的发行放映机制”。2001年12月18日，国家广电总局、文化部联合颁发《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实施细则》的1519号文件，提出：“实行以院线为主的发行放映机制，减少发行层次，改变按行政区域计划供片模式，变单一的多层次发行为院线为主的一级发行，发行公司和制片单位直接向院线公司供片。”2002年5月底，23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30条院线，共计872座影院，1581块银幕，其中11条为跨省院线，19条为省内院线。2005年，政府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电影院和电影院线等领域。民营资本投资入驻。数据见毛羽《无法回避的选择——2000至2002年中国电影发行放映改革政策描述》，中国电影家协会编《中国电影：创作与市场第十一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317页。

(5)减少发行环节以后，影院和制片方的分成得到提高。影院从分账影片中的分成，从40%提高到后来的46%—48%，国产影片则提高到48%—50%，国产影片制片方的分配比例也从35%(包括3%的宣传费)提高到38%—40%。

(6)分别为：《电影剧本(梗概)立项、电影片审查暂行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18号)、《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19号)、《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20号)、《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21号)。

(7)饶曙光《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年版，第512页。

(8)尹鸿、程文《2010年中国电影产业备忘》，《电影艺术》2011年第2期。

(9)2004年，《电影数字化发展纲要》(广发影字[2004]257号)出台，明确提出了我国电影数字化发展的总体目标，确立了数字电影在电影产业中的战略地位;2006年，《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制片管理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52号)的出台，明确了一般的商业电影摄制只需要梗概备案;2007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关于发展我国影视动画产业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解放了电影的生产力。

(10)尹鸿、梁君健《从解放生产力走向提升竞争力——产业化改革十年来的中国电影制片业》，《当代电影》2012年第7期。

(11)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2007电影产业研究之国有影视企业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12)丁亚平《想象力重构：粤港澳地区影视的历史认知与创新路径》，《广州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13)截至2018年底，全国影院数量达到10438家，银幕数量达50776块，年度电影票房也从2012年的170.73亿元增长至2018年的565.79亿元。

(14)如《关于加快电影院建设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的意见》(国影发[2018]4号)、《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的规定》(国办发[2018]124号)等等。2018年3月13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电视管理职责的基础上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原新闻出版和电影管理职能归口中宣部。

(15)数据来自“猫眼专业版”。参见洪冰蟾、倪蒹葭、刘亚萌《行业归零的影视人：每天硬熬，总要吃饭》，“一条”，2022年5月26日。

(16)丁亚平《中国电影史(三卷本)》(下册)，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784页。

(17)尹鸿《“绿色”票房与文化自觉》，《人民日报》2014年9月5日。

(18)[美]迈耶·夏皮罗《艺术的理论与哲学：风格、艺术家和社会》，沈语冰、王玉冬译，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