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磊磊
海口经济学院南海艺术与科技学院院长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电影理论研究》主编、教授

周 蕾
中国艺术研究院2024级电影电视系博士生
一级播音员

摘 要：中国电影学术体系从总体上讲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构成部分，其一，典章制度与政策法规是学术体系建构的基础部分。它起着制度保障与行业规范的作用。其二，是包括电影创作、电影理论、电影批评、电影历史、电影教育诸方面的内容。它属于电影学科的本体范畴，是中国电影学术体系的核心部分。其三，包括学术立场、学术精神、学术道德、学术传统、学术方法这些“形而上”的重要内容。它是电影学术体系的魂灵，是体现着学术体系自律的根本所在。

关键词：中国电影 学术体系 时代建构 精神范式

中国电影学术体系的建构从根本上讲是一个事关电影的典章制度、学科建设与精神范式三位一体的宏大工程。其一是国家制度、政策、法律法规方面的内容，它必然要与国家的整个相关制度与政策相互连接;其二是电影学科建设的部分必将要与国家的整个学术体系的框架相互衔接;其三是涉及精神范式的部分，需要与整个国家的文化战略相互整合、相互融汇、相互支撑。有鉴于此，这就需要我们将中国电影学术体系的建构纳入整个国家文化艺术发展的战略布局以及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时代建构之中。所以，探讨中国电影学术体系的建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电影界的行业命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中国电影艺术的理论命题，而是一个与整个中国文化思想的未来发展相互关联、相互对应、相互推进的时代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讲话。在这三个体系中，“学科体系是平台，学术体系是内容乃至内核，话语体系是综合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其中，学术体系显然具有特殊的地位和至关重要的意义”。1我们现在讨论中国电影学术体系的建构问题，实际上也是在讨论整个中国学术体系的建构问题。

我们现在通常所讲的学术以及学术精神，实际上是指在人类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一种对自然、社会、文化、艺术等领域所进行的不断探索、反复追溯的精神活动。在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中学术的内涵实际上是“学”与“术”两个概念的整合，即把对于知识的获取与技艺的把握统而观之。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创造了许多辉煌的思想的瑰宝，也设立了许多的从事学术研究与教学管理的机构。其中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立志明理，澡雪身心的“圣地”，书院不仅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人文精神传承提供了重要的学术空间，而且历代书院虽然使用的知识体系与教育思想各有侧重，但是其基本文化训诫都是以品德的修炼与学问的传习为核心。书院在主张为学、穷理、立言、问道的同时，始终在强调修身、依德、诚正、孝悌这些为人处事的基本操守，并以此作为重要的精神律令鼎立构建，倾力传播。书院的教育使其弟子不仅为后世树立了潜心读书的榜样，还有很多人还成为整个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砥砺前行的精神楷模。儒家经典《大学》中提出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2 。这表明中国古代学术对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的高度重视。在中国古代的价值理想中，研读经典、著书立说、讲学授徒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学术能力的增长，而是为了追求国家社稷的和谐发展，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为此，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者在潜心钻研专业知识的同时，也不能放弃对于精神品格的历练与修养。尤其对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来说，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的建构，其精神范式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西方的学术思想来自古希腊时期创立的阿卡德米学园(Academy)。率先在这里讲学传道的是柏拉图。欧洲许多学术团体都因崇拜柏拉图而自称为阿卡德米。阿卡德米即成为学术团体的统称。在文艺复兴后，人们将探索的目光越来越多地投向了现实世界，传统的全知全能型的宗教神学受到质疑与否定，随之而来的是精神世界的解放和科学思想的兴起。人们逐渐认识到一味地迷恋古代人、把圣经作为科学知识的唯一源泉是靠不住的，开始把自然界的经验事实当作科学知识的源泉，从而开启了欧洲思想界寻求真相与真理的精神历程。科学方法论诞生于16世纪至17世纪，尼古拉·哥白尼、伽利略·伽利雷、艾萨克·牛顿和弗兰西斯·培根共同号召人们把求知的目光从神学的殿堂转移到客观世界，主张科学家要追求真理就必须向自然界请教而不仅是向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请教。这种以科学精神为核心的学术思想，历经千百年，延绵不绝。

学术思想的发展不仅促成了各种知识的不断完善，而且也促成了知识的学科化、专业化升级，并且逐渐向着知识的体系化发展。从科学的意义上讲，体系的原初含义是指那种按照特定规律与规则形成并且建构起来的具有完整性、统一性、通约性的意义系统。它存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各个领域。客观地讲，有些体系是不受人的主观意志左右而自然形成的，比如说地球的生态体系，它是地球运转亿万年而自然形成的。有些体系则是客观存在而被人类所发现、所命名的，像广袤浩瀚的银河系。它也是自然界鬼斧神工的产物。但是，在遥远的历史年代它并未被人类所发现、所认识，而是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才逐渐被认识;还有些体系则完全是人类发明创造的结果，特别是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领域，许多称之为体系的科学思想都是人类创造的产物，例如哲学体系、数学体系以及史学体系、艺术体系、美学体系等。综上所述，体系是一个复合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能够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在语言上虽然它是一个词，但是它所指的对象因使用语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我们所说的学术体系，实际上是指那些基于不同的学术方向、不同的学科门类、不同的学术方法共同构成的一种指导学术活动的思想纲领。它以科学精神为宗旨，以专业研究为目的，标举客观真实的理论原则，信奉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学术体系对于不同的学科均具有统领作用和引导作用。有一则公司的广告词是这样说的：“一个国家的广告，就是一个国家的理想。”在相同的意义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一个国家的学术，就是一个国家的理想呢?对一位学者来说，即便有汗牛充栋的知识积累，如果没有一个理论体系来统摄知识，那么，再多的积累也可能只是一盘散落的珍珠。体系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能够使各种不同的学科门类、不同的理论方法、不同的专业方向在同一种终极目标和价值理念中运行，并且为国家的思想建设提供总体性的学术支持。

在学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判断与评价学术的进步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探讨科学进步问题上，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反对科学进步是通过对永恒真理的积累而增长的观点。他认为因为科学知识是由已经证明的一系列命题构成的，所以，科学的发展、进步是由理论“范式”(paradigm)的更替来实现的。所谓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学术信念、理论原则、研究方法及其价值标准等共同组成的思想纲领。库恩认为，科学意义上的进步并不是指谁提出了什么样与众不同的观点，而是指谁创立了什么样的范式。3易言之，一种科学的进步不是靠某个单一观点的提出来完成的，而是靠一种研究范式的更换与创建才能够完成。就像一种旧的科学范式在新的思想观念的驱动下发生转换时，旧的观念和方法逐渐被新的所取代，科学为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比如哥白尼的日心说，激起了天文学领域的历史革命;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把研究天体的运动建立在力学理论的基础上，从而创立了天体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引发了物理学界的理论升级;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改变了传统哲学的思想方法，将言说的哲学变成了实践的哲学。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讲，库恩的“范式”理论就相当于同代的英国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所说的“研究纲领”。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的革命在于用一个研究纲领去取代(在进步中超过)另一个研究纲领。4所以，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志并不是理论观点的转变，而是研究纲领的创新。易言之，描述重大科学成就的语言形态不是孤立的假说，而是一个完整的研究纲领。这又与科学史学家拉里·劳丹所说的“研究传统”一脉相承。总之，在他们的眼里学术的发展与进步并不是特指一种学术观点，而是特指一种覆盖整个学科不同领域的思想体系。这种推动学术进步的思想至今对我们依然具有特定的引导作用。

我们现在将一般的范式理论纳入电影学科体系的建构之中，是将范式作为一种理论构架，用其来概括电影学术体系的精神内容，即将电影学术体系的研究从电影的文化制度、政策法规的层面，从电影学学科知识建设的层面，转向并升级到电影学术体系的精神思想层面，其主要目的是将学术体系的建构从制度、法规、政策以及学科建构的维度引入思想、观念、精神的维度，使学术体系的建构进入一个具有终极关怀的精神领域，进而从理论体系上完成对于中国电影学术体系的时代建构。

我们所关注的中国电影学术体系的建构实际上包括相互关联的三个部分。其一，是基础部分，包括电影的政策法规、章典制度、行业规范、产业标准等一系列制度性、政策性的保障系统。如果没有这些基础形态的有力支撑，学术体系的建构就成了空中楼阁。特别是在一系列由国家主导的行业评审、评选、评奖活动中，学术标准的划定、评审机制的设置、评选程序的制定，都是保障学术体系构建的关键环节。

自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业在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这些改革涵盖了电影的审查制度、电影的产业促进、电影的版权保护等重要领域。尤其是在电影的进出口方面，中国电影为了应对好莱坞电影全球化的市场霸权，使中国电影产业更好地融入全球市场，同时也为国产电影能够与进口影片在本土电影市场上一逐高下，与相关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电影引进的合作协议。2012年在WTO框架内签订中美《关于用于影院放映之电影的谅解备忘录》，2015年致力于电影产业开展合作、规范国内电影市场而签订《分账影片进口发行合作协议》。这些协议并不仅仅是商业的、经济的协议，更是文化的、学术的协议。它们有效地保护了中国电影的本土市场，为中国电影的发展赢得了宝贵的市场空间和难得的调整时间，最终使中国电影成为少有的几个能够在本土电影市场上与好莱坞电影进行竞争的民族电影产品之一。其实，中国电影的单片票房早就屡次超过美国好莱坞影片的单片票房，创造了良好的市场业绩。但是，由于中国观众缺乏对美国文化的正确认识和客观评价，甚至形成了对美国文化的某种崇拜，客观上助长了美国电影的市场扩张。所以，需要引导公众正确认识美国的社会本质和电影的文化属性，需要在市场博弈的框架内设定必要的文化保护机制，需要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发表客观、理性的导向性文章，消解美国文化对中国社会的过度影响。同时，对中国电影的正向文化价值观进行广泛推广，为中国电影制造更为怡然的市场空间。中国电影学界理当为增加本土电影的市场竞争力提供必要的学术支撑与理论支援。

中国电影学术体系的建构不能离开学术评价体系的支撑。建构一种科学的、公平的、公正的、公开的学术评价制度，特别是建构一种专业化的学术评价系统，对于中国电影学术体系的建构至关重要。目前，在这个评价体系中与我们通常的学术工作密切相关的是：学位论文的评价标准问题，各种学术课题的申报与准入结项问题，学术期刊的评价等级问题以及各种学术著作、论文的评奖机制问题。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学术体系建构的重要内容。其中，对于学术期刊等级的主要划分依据是影响因子，即以发表文章的引用率、转载率为标准来判断发表文章的等级，进而划分期刊的等级。这种只看文章的外在影响而不问文章内容、质量的评价方法，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学术界的诟病。现在国家对于学位的授予制定了严格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自2025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同时废止。为了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提高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水平和质量，1986年设立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除此之外，目前还有部级、省级的科研基金项目，从总体上建成了遍及全国的学术基金支持平台。在学术体制与制度上保障了国家学术体系的建构。

在中国电影业，还有一个对学术体系建构非常重要的内容是评奖制度与电影节庆制度的设置。目前，中国电影的国家级奖项主要包括中国电影金鸡奖、大众电影百花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以及“五个一工程”奖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电影国家级的基本评奖体系。它们从电影的思想导向、艺术创作、市场业绩等多方面完成了国家对电影创作与生产的总体判断。

对于与电影评奖体系相关的节庆活动，我们应当建构的是那种符合电影艺术发展规律、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针对性的国际电影节，提升其应有的文化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不宜将国际电影节作为地方的招商平台与形象广告来推广，使有限的电影文化资源被拆解、被分切，造成电影节之间的同行竞争，使外国片商在多个中国电影节上不知何去何从。为了有效地推进中国电影的海外输出，国家更加强调采取商业方式推动中国电影的海外交流与传播，而不是采取单向度的宣传方式推广中国电影。国家对电影的管理理念也将在相应改变，管理单位名称由原来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更名为国家电影局。这些改变体现出国家对电影的全方位管理。特别重要的是，国家在2017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作为中国电影学术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使中国电影在创作、制作、发行、放映的整个流程中有了可以依据执行的法律条款。

学科建设是学术体系的中坚部分。它的主体内容是电影学，包括电影创作、电影理论、电影批评、电影历史、电影教育这些电影学的支柱型学科。它们是构成电影学术体系的核心内容。现在我们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基本是按照电影理论、电影史、电影批评这样的结构来设置的。这种设置的原初目的是为了便于课程的设置和方向的确定，但是，这种划分在学术理念上被制度化、类型化了。电影理论因侧重于美学的研究可能沉醉于抽象思维的乐趣而忽视对电影具体作品的读解和对影片历史文献的严谨考证，使美学理论丧失必要的历史事实的支撑;电影史学可能因为执着于对历史史料的收集、整理，而忽略对电影艺术理论的深入思考，使电影的历史成为一系列简单事实的罗列而丧失历史学中应有的思想深度;电影批评也可能因为执迷于对具体影片的价值判断而忽略对电影历史发展进程中同类影片的纵向比较，进而无法对影片历史地位准确定位。总而言之，各种关于电影的学术研究都有可能因自我划定的某个独特范畴而顾此失彼，由此造成了研究方法和内容上的逐渐分化，甚至画地为牢。

中国现有的高等院校与研究机构是电影学科建构的主体。目前，他们在既定的研究框架内取得了极为突出的学术建树与历史性成就。但是，也存在着部分学者为了获得国家课题，淡化了理论研究原本应当具有的学术锋芒和批判精神，特别是在传统的研究框架内，理论研究正渐渐失去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判断、解决的功能。课题事实上成为学科评估与职称评定体系中的一个既定指标。所以，在中国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对于国家急需的现实性、紧迫性、战略性课题，必须寻找新的解决路径，建立新的学术构架，以应对国家在电影的相关领域出现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委托课题就是极为有效的一种。专家可以组织专业化的联合协同的学术调研团队，对涉及国家电影发展的重要问题设定专门方向进行深入研究，形成形式多样的成果。这同样是中国电影学术体系时代建构的重要一环。

随着中国电影业的不断发展，电影学的内涵与外延也在逐渐地延展。电影与其他学科的交互嫁接，使电影的学术边界日益扩大，与电影学科相互联姻的边缘学科与日俱增。特别是由于一系列数字技术、AI技术的嵌入，电影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建立在传统胶片时代的电影学显然也到了升级换代的历史节点，只是传统电影理论的学术价值并没有消失殆尽，建立在新技术基础上的新型理论形态尚未建立，所以，处在转型时期的电影学更面临着一个承传与创新并重的历史使命。

电影学术体系的顶层部分是电影学术体系的精神范式，这也是本文在结构上论述的重点所在。它包括学术立场、学术品格、学术精神、学术方法、学术传统等内容。它是中国电影学术体系的精神律令，是规范中国电影学术体系建构的“形而上”的法则，在总体上对中国电影学术体系的建构具有指导性、引领性、方向性的重要作用。

毋庸讳言，中国电影学术体系的精神范式是学术的共同价值在电影学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华民族主体性在电影学术中的具体实践。它是指导我们进行中国电影学术体系建构的内在规定，而不是外在要求。它最核心的内容包括了坚定的学术立场、高尚的学术品格、笃诚的敬业精神、优良的学术传统与正确的研究方法。我们之所以将其称为“绝对律令”，就是在强调它在指导学术体系建构中所具有的那种超越一般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的根本法则。

坚定的学术立场⸺不论是从事学术研究还是从事艺术创作，我们始终坚持的出发点就是我们确立的立场。中国文艺思想史上的经典文献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首先明确的就是艺术创作者的立场问题。什么是立场，立场就是我们站在什么样的基点上来从事艺术创作与研究工作。艺术创作的方向、态度，包括艺术创作的水平，归根结底都是由创作者的立场所决定的。毛泽东主席所强调的立场就是人民大众的立场。它是我们党的文化艺术事业安身立命之本，是我们的艺术创作与生产始终不移的宗旨。艺术创作是这样，艺术理论与批评同样也是这样。习近平主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强调的艺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同样也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发展奠定了根基，明确了前进的方向。我们现在坚持人民的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讲好人民的故事、关注人民的命运、抒发人民的情感、体现人民的利益和镌刻人民的记忆。这些指导性的思想原则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果我们不能够坚守正确的立场，那么学术研究就会背离它的本质，失去它的意义。

在中国电影学术体系精神范式的建构过程中，立场是根本，特别是我们对民族与国家立场的坚守是时刻不可偏离的。我们血管里流淌的永远是中华民族的血，我们心中跃动的永远是一颗华夏儿女的心。“谁不属于自己的祖国，那么，他也就不属于人类。”5别林斯基的话透彻地说出了爱国主义者的终极意义。正如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民族的文化，任何一个人都是民族的儿女。我们不能够背弃我们的民族、国家的立场，正像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的父母一样。在中国电影学术体系精神范式的建构过程中，我们更应当突出强调中国电影学术体系的民族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是一种以弘扬正义精神为主旨，以体现民族的利益为基点，以抒发民族的情感为特质、以爱国主义为皈依的精神品格。在中国电影学术体系精神范式的构建过程中，这种主体性的立场的确立是中国电影学术大厦构建的坚实根基。

高尚的学术品格⸺从当年明斯特伯格躲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暗地里”从事电影理论研究，到现在电影学进入国家的专门研究机构，进入高等院校，人们把电影这个曾经与戏法、焰火、游艺杂耍节目穿插在一起上演的“视觉游戏”命名为一种艺术，确认为一种人文科学。在人类学术的发展历史上，有许多志士仁人，为了学术的真理不惜皓首穷经、舍生忘死，为我们留下许多令人崇仰与敬佩的学术典范。然而，再精彩的作品，世态沧桑，时过境迁，也有受人诟病、被人质疑的可能。包括学术思想的表达也是一样，尤其是在人文学科领域，经典理论也很难抵御时间的拷问。当年，王国维去世两年之后，清华弟子请陈寅恪为其题写铭文。陈寅恪数辞而不获，在众人的屡次恳求下只得应允。陈寅恪在铭文中盛赞了王国维生死两忘的治学精神之后，笔锋一转，说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6这就是说，尽管王国维的学术地位无人能够替代，他的学术思想没人能够轻视，但是，他的学说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他的理论也并不是不可商榷的。他之所以被人铭记，受人尊敬，并不是仅仅因为他的学问，比学问更重要的是他所崇尚、所倡导、所践行的那种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这才是他令人怀念的原因所在。其实，人格精神的独立有时远远比他们的艺术成就更值得我们敬仰。特别是在人文艺术领域，人的“行为文本”与他的“艺术文本”如果不能“缝合”，他的行为终将会成为质疑其学术价值的最致命的证据。

笃诚的敬业精神⸺指从事电影艺术与研究工作时始终信奉的精神理想与秉承的职业操守。100年的历史不仅给予电影独特的社会地位，同时也给了电影学前所未有的尊严。这种尊严的获得不是上帝的恩赐，而是无数电影的从业人员为之奋斗的结果。当年，苏联“电影眼睛派”的创始人吉加·维尔托夫认为，电影镜头比人的眼光更客观，主张“实况拍摄”。他倡导将摄影机隐蔽起来进行拍摄，在被拍摄者毫无觉察的情况下记录“生活即景”。为了使镜头更加逼近现实，他不惧危险，手持摄影机趴在铁轨上拍摄疾驶而来的火车，最后险些被列车撞死。拍摄影片《甘地》是理查德·阿滕伯勒20多年的一个梦想⸺他曾经30次远涉重洋到印度进行实地考察，并阅读了上百部有关甘地的著作。在抗美援朝铁血横流的战场上，我军的摄影师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着摄影机。在敌机轰炸的时候摄影师高庆生将摄影机压在自己的身体下面，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护了摄影机的安全。尽管学术研究通常并不需要我们像高庆生那样去献出生命，可是这种笃诚的敬业精神却是学者不可或缺的宝贵品格。

正确的研究方法⸺是在学术研究工作中所秉承的指导思想以及坚持的价值取向。在学术研究的历史上，一个学科是否能够取得长足的发展，往往与这个学科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关，而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往往又与学者所信奉的价值观念有关。对一个学者来说，他的学术思想是指他在学术研究(比如文学、历史、科学、哲学等诸多学科)中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在特定的意义上讲，也包括其在研究工作中采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在我们所看到的诸多关于研究方法的表述，包括在某些国家课题与博士论文的评审中，经常将案例分析、文献收集、作者采访等论文写作的具体流程作为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这实际上是“矮化”了研究方法的学术作用。客观地讲，所谓研究方法应当是指作者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从始至终秉承的学术理念与指导思想。学术方法论的范围应当包括哲学、历史学、美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传播学以及电影学这些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学科门类，对这些学科知识的正确使用才可以称得上是研究方法。

在电影学术体系的建构中，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坚持这门学科在学术上的第一属性。这种属性在学术表达上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影像本体”⸺这是说在所有关于电影的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中，影像始终是我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这种以影像为本体的电影创作与研究的学术传统得到了电影艺术家和理论家的普遍赞同。就像我们讨论戏曲不能离开舞台表演，音乐不能离开旋律节奏，诗歌不能离开音韵格律一样，讨论电影也不能离开影像，不能离开镜头，不能离开电影最基本的艺术特性。这就是我们在电影的学术研究中一贯倡导的“用电影的方式研究电影”的基本方法。

电影的学术体系的精神建构归根结底是对电影本体的不断探索，是随着电影艺术与产业的不断发展，发现电影自身所呈现的新问题、新现象、新倾向，是在电影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对电影本体属性的延伸性研究，而并不是去死记硬背几个电影的定义。其实，各种不同的电影理论形态都是把电影艺术的本体特征作为研究问题的切入点。有的从电影的场面调度来识别影片的意识形态职能，像用电影意识形态批评理论对《关山飞渡》的分析;有的从影像的色彩、光线、构图来读解影片的类型特征，像对黑色电影《M就是凶手》的类型研究;有的从镜头的机位与剪辑顺序来判断电影的性别意义，像用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对好莱坞电影《太阳浴血记》的阐释。尽管现代电影理论批评已经不再把总结艺术创作的得失作为唯一的目的，但是，在研究的方法上依然还是秉承了经典理论“以电影的方式认识电影”的学术传统。他们各自的结论可能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理论依据、分析的对象不仅没有偏离电影的视听形象本质，而且结论也是立足在对电影基本形态的描述之上。这是我们在建构中国电影学术体系的精神范式中不能不关注的。

优良的学术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中其实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承传的优良学术传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那种“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尚群言之所讳，贵众人之所鄙。沉志游魂，放言落纸，莫不禀以性情，近乎爱嗜。故不假宫阙之辞，不托飞驰之势;不以清贫惨淡而弗务，不以高官厚禄而加思”7的优秀学术传统，是我们努力学习、躬身践行的榜样。8这种传统在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中可以说不胜枚举，包括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人生境界也为后世学者提供了淡然处世的精神楷模。

时至近现代，民国时期一批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浸润的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的历史时刻，不仅保持了民族气节，而且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依然坚持进行学术研究。在抗日战争时期，梁思成和学社同仁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走遍中国15个省的200余个县，调查了逾 2000处古建筑，在西南联大的陋室里完成了《中国建筑史》这样辉煌的学术著作。他把中国建筑史学纳入了系统的科学研究领域，使中国建筑史从蒙昧走向科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至此，我们想起了孔子对他的弟子颜回的称赞，说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9.这种豁达的人生正是一个学者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铸就其治学方略的力量所在。

在中国电影学术界，我们要特别提及的是钟惦棐先生。作为新中国电影美学的创始者和奠基人，他对中国电影民族形式的倾力弘扬、对电影美学研究的鼎力倡导等等，可以堪称新中国电影批评的典范文本。他曾经因电影批评文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然而，他依然矢志不渝，不断地从事着电影美学理论的思考与建构。他关于民族电影的形式、中国电影的自身传统、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电影的本体论、电影语言、电影的功能以及作为学科概念“电影学”的建构等问题的研究都是对中国电影学术体系研究的历史性贡献。他坚韧顽强的人格精神不仅为当代学者树立了学术标杆，也树立了杰出的道德典范。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电影创作界和理论界风生水起、巨流涌动的时代。当时，西方当代电影理论在中国轮流登场，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意识形态分析纷至沓来。然而，李少白先生却在潜心研究电影学科体系的建构问题，他发表了《对电影学科体系的构想》10.对电影学科的总体性构想都有着明确的表述。他这种电影学研究的总体思想正是我们今天从事电影学术体系研究的历史先声。由此可见，建立在人格独立之上的学术品德是学术建树的必要前提，一个学者如果人格不独立，就很难创造出杰出的学术成果。

我们可以说中国电影理论受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理论的影响，更加注重以感悟、体验、直观方式进行审美判断，而并没有形成抽象的、思辨的电影美学理论。然而，中国的电影理论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电影对艺术、对社会、对人生的启示意义，提出了许多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理论观点，使中国的电影理论研究深深地扎根于电影艺术创作的土壤之上，这种电影艺术理论的实践品格恰恰构成了我们电影学术体系内在的精神范式，同时，也成为我们中国电影学术界的优良传统。

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一个永恒的国度是在死亡之后开始的”11.不错，学术的意义和价值绝不在一朝一夕，也不在一时一事。任何真正的学术研究都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如果一位学者的学术工作没有终极关怀，就等于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意义。尽管，AI时代科学进步的速度不是按过去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计，而是按照年度，甚至是按月来划定。但是，一个学科，一种学术体系的进步绝不是短时期能够完成的。一种学说的命名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就是一门课程的设立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奥古斯特·孔德在1832年就向当时任首相的基佐提出了一项请求，请求设立一个讲授科学通史的教授席位。可是出于种种原因，这个席位并没有被通过，谁也不会想到，过了60年这项请求才获得批准⸺那是在孔德死后35年的1892年。12尽管孔德并没有亲眼看到自己建议创立的科学通史课的成功开设，然而，他对科学研究的学术影响却深深地镌刻在人类科学史的纪念碑上。也许，世间的有些事情是可以“弯道超车”的，但是，学术研究，特别是关于体系的研究依然还是需要一步一个台阶地前行，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