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亚平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学部长
北京电影学院特聘教授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

石凯璐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

摘  要：长期以来，中国电影是作为一项文化事业来运作的。自2002年电影开启产业化的改革征程，电影规制让位于市场运作，电影事业向电影产业转型，并迅速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建设的中坚力量。如今，电影产业实践正在探索中国电影生产的新路径、新格局，关于电影产业的研究则处在更广泛的空间、众说纷纭的发展阶段。国内学者大多聚焦产业实践现状，从产业沿革、市场生存、创作思维等维度展开具体研究，对“电影产业学理论体系”这一更具统领性意义的理论构建则少有人提及。在此研究语境下，提出“中国电影产业学”，既是对电影产业布局的解析，也是对电影产业研究之研究。

关键词： 电影产业学 电影生产力 可供性环路 电影产业化

一直以来，对电影产业与电影工业的研究存在重合区域。事实上，当两个概念定义有重叠，又不存在历时性的替代关系时，产业与工业研究的理论范式则需从语义、方法论以及美学等层面加以辩证与区别。从词义学的角度来看，产业往往与工业、行业存在词义的辨析上的重合。在英文语境中，产业、工业、行业三个词汇均译自“industry”，这也是为何在搜索“电影产业研究”的文献时，其关联度较高的是关于电影工业的论述。甚至在部分文献中，部分作者将电影产业研究等同于电影工业研究。产业经济学家杨公仆曾指出，产业不仅可以指工业，也可以指服务业或者其他任何有着相同工艺技术和产品诉求的“企业集合”。[1]为了更进一步为电影产业定性，刘正山曾将电影产业分为电影核心产业和电影相关产业。[2]其中，电影创作与摄制、电影发行、营销、放映等构成电影产业的核心构成部分;电影衍生品、电影金融服务、电影器材生产与销售则构成了电影产业的相关构成部分。结合两位学者的观点，我们应作如下理解：电影工业指涉电影产业的核心部分，电影产业则包含了电影工业和电影衍生品、融资行业等。进一步讲，该语境中所论及的电影产业事实上更倾向于美国学者巴里·利特曼所提出的“大电影产业”(Mega-industry)[3]，既涵盖了传统电影工业的研究范围——电影的生产、发行、放映的市场活动、产业行为与业绩的研究，又包含了与电影工业活动有关的、超出电影行业范围的法律案例、其他媒介播映渠道研究、电影消费者研究等内容。

另一方面，从目前国内的研究倾向上看，电影产业这一概念更侧重于电影的商业属性;而当涉及电影工业时，则侧重与电影的艺术属性相联系。尤其是2017年“电影工业美学”概念的提出，工业与美学联姻成为电影研究的显学。因此，电影产业与电影工业之间不仅仅是母集与子集的关系，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其方法论也存在微观层面的区分。显然，怎样为电影产业学定性，成为电影产业学理论建设的第一步。为确定电影产业研究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边界，理应从中国电影产业学的学术渊源谈起。

一、中国电影产业学的生成、内涵与外延

在探讨如何构建电影产业研究体系之前，须了解中国电影产业研究的历史背景和演变历程。近年来，在“提质增效”的电影产业进程中，中国电影艺术性与商业性的同频共振，以时代为整体，尽显中国电影的双重魅力。相较电影产业化的大步伐，电影产业的理论研究也随之迈进，只不过从电影学的理论研究现状来看，美学研究仍是电影学的主脉，关于电影的产业研究似仅是散落在学术领域的边边角角。与持续高歌猛进的电影美学研究相比，“中国电影产业学”的命名及研究范式尚处在一个模糊地带。

（一）中国电影产业学的时代内涵

中国电影产业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并非意味着电影产业研究的正式开端，而是借助产业迅猛发展的势头所形成的“龙卷风”，对电影产业研究进行回溯和批评理论视角建立的尝试。这是电影产业走向高质增速的题中之义，也是电影学自我更新的本体使命。事实上，电影产业研究始终伴随着电影产业化的整个成长阶段。“当人们思考电影产业这一概念，视其为由不同乃至异质符号构成的综合体时，人们早就身处电影‘产业之学’的思考中了。”[4]电影产业化进展中的每一步及其体现出的力量，均吸引着诸多学者对其实践进程的关注。考察中国电影与资本融合的新构成、新走向与新动态，始终是电影产业研究的主要使命。具体而言，对产业发展二十余年的回溯，是电影产业学进行总结、判断的历史基础，对产业发展未来走向的预测则是电影产业学研究的价值体现。为此，从纵向视角来审视这一研究概念的定位，它既不支持“非正即误”的逻辑判断，也非执著于某种单一维度的意义阐释，更不会切断产业历史、现在与未来的纵向基因。电影产业学是通过对产业化实践中产生的实际结果进行判断和纠偏，进而对下一步的举措做出预判和导引。在特定的时代节点上，电影产业学的研究成果，是要回答电影如何扩大产业体量、提升发展质量、拓宽发展轨道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国内电影产业稳中求进的发展阶段，电影产业学随之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聚焦时刻，从过去“透明的声音”逐渐成为电影生产场域中的“权力话语”。因此，电影产业学的建构扎根于现实。

（二）中国电影产业学的理论源流

自2002年施行修订后的《电影管理条例》[5]之后，电影逐步被确认为一种“文化产业”。电影产业学的概念源自文化产业学，后者探讨的是产业规律在文化领域中的内容、作用及其作用的条件。它的学术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研究。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充盈着否定与批判性质的“文化工业”[6]取代了“大众文化”，并由此展开了对工业体制下文化生成机制的批判研究。三十年后，英国伯明翰学派继承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的衣钵，结合制度话语、意识形态等微观政治视角，对文化产业的生产及消费机制展开了细致入微的剖析。伯明翰学派扬弃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精英批判立场，肯定文化主体与文化生产在当代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立场的修正，为接下来的文化产业研究埋下伏笔。雷蒙德·威廉姆斯、斯图亚特·霍尔等人尝试从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视角来审视“大众传媒”的生成和传播机制，已然初显文化产业研究的雏形;到了80年代，约翰·费斯克、赫伯特·甘斯等美国学者结合经济学和管理学等领域的方法论，以文化产业为研究对象，对其生产、发行、运营、传播效果等环节展开系统研究。由此，文化产业应用理论作为文化研究的第三次浪潮在美国兴起，其研究热度持续至今。

文化产业研究经历了从理论批判语境中的“文化工业”到实践应用语境下的“文化产业”的路径转向。在各国学者的努力实践下，文化产业学在21世纪初成为一门显学。反观国内，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批判研究，直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辩证法》《批判理论》等论著传入国内，“文化工业”才开始被学界提及。理论引入的滞后，反倒让中国从一开始便接触到已成理论气候的文化研究体系。文化产业学虽是一个舶来的理论，但与特定阶段包容、开放的理论语境以及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现状尤其适配。直到现在，文化产业研究这一应用性理论范式在向来强调应用型理论的国内学界蔚然成风。目前来看，中国的文化产业研究以经济学、管理学、艺术学等为方法论，形成了文化经济学、文化管理学等多个分支，其研究范围逐渐扩大至电影、音乐、出版等产业，以及博物馆、图书馆、历史建筑等文化机构。

文化产业的研究热度不减。尤其近年来，文化产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加速器，电影、电视等艺术再生产活动逐步形成规模化、有序化的、令人为之赞叹的艺术生产场域。随着电影产业的文化力量和经济话语自觉性不断提升，电影产业理论的话语建设也随之日趋引人瞩目。2020年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宣言》发布与“交叉学科”的设置，为中国文化产业研究的学科发展提供了契机与方向。[7]如今，作为文化产业学与电影学的交叉学科，中国电影产业学在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理论滋养、融合构造下应时而生。

（三）中国电影产业学的理论外延

对于理论研究而言，构建研究方法体系及根基，需要科学地划分理论的边界。从横向视角来审视电影产业学的理论构成，才能明晰这一学术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电影产业是指涉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高智能、高投入、高产出、高风险的文化产业，是文化产业中颇具活力与社会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8]电影产业集经济属性、文化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于一身。对电影产业活动的研究，自然离不开文化、经济、社会学等理论的支撑与赋能。

具体言之，电影产业学的研究从一开始便不拘泥于电影的本体范畴，而是涉足经济、社会管理、文化产业等各个领域。若将电影产业视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其中对其实施宏观调控的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对其生产模式、供给机制以及市场成绩的研究属于经济学领域的范畴;若将国内电影产业与国外进行比较研究，则涉及文化学、社会学以至金融学等理论和应用的范畴。可见，电影产业学具备充分的延展能力。在2018年我国发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9]中，影视节目制作、电影和广播电视节目发行均被纳入其中。同样，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10]标准，在我国一系列的国民经济行业派生性分类标准中，电影产业也被多次提及。从电影制作、发行和放映到衍生品所关联的系列经济市场活动，均涉及经济风险、政策介入等内容。

电影产业研究并不是一个纯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世界上文化与经济话语权的形成与铭刻。总的来说，电影产业研究集合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等研究范式，集众家之所长，致力谋划中国电影产业的优质发展。从理论内涵上来说，首先，电影产业学要采取史学视角来审视中国电影产业化以来的发展历程、成长路径，分析利弊、以史为鉴;其次，电影产业学要采取交叉学科的视角，将电影产业的现阶段、条件与特质纳入文化经济学、社会学的范畴，针砭时弊、总结经验;再次，考察电影与资本融合、和世界共生的新阶段、新构成与新趋向，是电影产业学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展开的理论视角。从理论意义上看，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和“建成电影强国”的发展目标，既昭示了电影产业学的现实意义，也为现如今的电影学科建设的完善、研究范式的拓展，指明了电影产业学的理论建设意义。电影产业研究在为电影产业指明方向的同时，也在为电影学打开一扇考察电影“另一种轮廓”的新窗口，引领中国电影山鸣谷应，不断提升。

图1.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数字影视体验展
——超感试验场”活动现场

二、中国电影产业学的特征、视域与功能

梳理电影产业学的源流、内涵与外延，是探寻“电影产业学是什么”的第一步;明晰电影产业学的特征、视域及功能，则是理解“电影产业学是什么”的下一步。电影产业学是一门回顾产业历程、推动产业发展的话语实践，也是一份观察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全貌、努力建设电影强国的理论指南。为了给电影产业学确切定位，需从其理论体系的特征、研究视域及研究功能(目标)来阐释电影产业学的内部构成。

（一）理论特征：“一体两面”的双重属性与多维度的研究特质

1.电影产业学的战略属性

国内学术界提倡经世实学，理论从不被视为飘荡在虚空之上的浮云，而是扎根于现实的劲树。大多数理论都具备一种解读现实、引导走向的功利性质。基于实践、指导实践的理论观点往往更能获得国内学界的认可。电影产业也不例外，可以说，电影产业的第一属性便在于它的“应用价值”。在产业化进程中的电影不断展现出其他艺术无法比拟的经济实力和文化魅力，促使电影理论突破电影本体的美学探索，结合新的语境，探索作为文化产业应有的传播效益、市场和文化效益。电影产业研究主要围绕已上映或即将上映的电影展开，即如何在喧哗、躁动的生产语境下生成更有质感的艺术品。这是对电影本体的一种应用式探索，也是对电影进一步高质量生存的探寻。从应用的角度来看，电影产业学致力建构电影产业语境下如何创作的实操指南，其研究获得的条件资源、成果以及发展经验均为产业的下一步实践提供建设性指导。历年的年度电影产业报告、电影经济学等相关研究，都是在总结现有创作经验、多维度得失的基础上，为接下来的发展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适用性举措。历来从文化经济学视角切入对电影产业竞争力、融资状况、可持续生产等方面的研究，是在已有的基础之上，提炼、发掘潜在的产业发展动力，并以战略的名义为接下来的产业发展指明方向。

2.电影产业学的文化属性

电影作为文化产业之一，从电影文本、市场成绩再到艺术再生产等环节，形成了一个闭合循环的运作系统。若从经济生态学视角来看，它也可说是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有机结合构成的生态系统。由于电影产业是人造的生态系统，在人对电影产业运作及探索的过程中，这种主观的意识冲动会相应地生成一个维系产业运作的高效生产模式，和一个引导产业发展的文化研究体系。这也是为何电影产业学从不会被界定为稳固闭合的理论研究系统，而是致力成为一个持续开放、纳新的产业生态系统。某种意义上来说，产业生态为电影产业学发现产业问题、辨析产业文化提供了理论语境，这是因为生态语境下产生的任何一种产业动态，均形塑、构成着中国电影产业的新面目。在产业文化的浸染作用下，电影的生产、再生产无限建构了电影产业的“元话语”，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力量推动下，各种产业话语的互动生成了多元一体的“产业文化场”。因此，在电影产业的研究过程中，也凸显了其独有的“文化脾性”，即研究电影产业本身也属于一种文化探索。

电影产业生态体系下生成的文化，是区别于叙事、美学的另一种电影文化。或言之，中国电影产业学的文化属性，首先是体现在作为研究对象的电影文本上，其次是体现在文化产业研究的方法论上，最后则融入中国产业研究所建构的理论体系之上。电影产业语境中生成的叙事范式，是对现有电影文化的重构。譬如，在近年来的电影产业化进程中，像《我和我的祖国》《长津湖》及《志愿军》系列等新主流电影正在以大历史、小人物的叙事，重构以往主旋律电影以大人物书写大历史的叙事规则;像《白蛇：缘起》《长安三万里》及《雄狮少年》系列等独具中国气质的动画电影正在进行一场“动画叙事语言现代化”的改革，试图以数字化的高视效、写意化的新语言、人文性的新主题重构中国动画学派的名牌;还有像《年会不能停》《抓娃娃》《一点就到家》等充满温情的现实主义喜剧电影，无不体现着家庭伦理剧在产业化背景下做出的新尝试。家庭伦理片作为中国最经典的类型片，在产业化进程中所呈现的文化力量不容小觑。当诸如战争片、科幻片等类型电影依托数字技术语言、跨类型叙事、IP品牌化营销等方式高调实现产业化转型之时，家庭伦理电影则承袭了传统家庭叙事的文化内核，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温情表达，获得业界和观众的认可。可见，在电影产业化进程中，各种类型电影持续探索，重构或更新着其内在的叙事形式和美学表达。

电影产业学的文化特性还体现在这一研究体系的方法论上。“文化产业研究要满足三个基本的研究目的：描述、解释和探索。”[11]研究目的在于指导实践，电影产业学作为文化产业研究的一部分，不仅要客观、理性地描述电影产业发展情况、具体事件和典型现象，也要阐明口碑与票房逆差、现象级电影以及后电影开发等创作生产背后的文化原因。对产业动态发展的追溯和探究，实质上是对电影产业的文化研究，这要求电影产业学不仅从横向角度来研究电影产业的文化特质，也应从纵向角度来审视电影业发展的文化逻辑和生成背景。电影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文化现象，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现象，而是涉及文化与经济、艺术与商业的复合领域。因此，电影产业学既具备了指导产业化进展的战略属性，也在与美学、艺术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中体现出独有的产业文化的多维特性。

图2.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剧照

（二）理论视域：聚焦生产新引擎、产业新动态、传播新出路

肩负为电影产业建设提供可供性环路的理论使命，电影产业学既要从宏观视角为电影产业的进阶发展出谋划策，也要从微观视角捕捉产业实践中的新动态、新现象及新引擎。这意味着，电影产业学的探索始终是开放、流动的，并随着产业化的实践不断地扩充其研究视野。“高质量发展”和“建成电影强国”昭示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路径与行为目标。在此语境下，中国电影生产、传播面临诸多时代机遇。就生产方式而言，传统电影产业正在向数字化生产转型。在2023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数字影视体验展-超感试验场”涌现了立体式交互、全景观影、全息影像、VR虚拟现实戏剧等多种未来式观影体验。这一试验场无疑验证了数字时代下电影生产变革的重要线索：虚拟制作正在重塑从创意到生产再到文本呈现的整个电影内容的生成流程。一方面，元宇宙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生成文本、8K超高清等数智技术进入电影产业生产链的各个环节，正力图更有力地回答“电影是什么?”这一本体问题;另一方面，在移动互联5G时代流媒体制作改变了传统院线电影的规则，“院线-流媒体”梯度互动、“线上+线下”同步上映或是“直接流媒体上映”等新模式，加速流媒体在电影产业体系中的话语创新。国内以爱奇艺为代表的流媒体产业正积极探索基于大数据与算法推荐的媒体生态。各大流媒体企业正在开启PVOD模式(Premium video-on-demand)，即高端付费点播方式，该模式一方面为电影制片方带来除院线放映外的二次收益，另一方面也为流媒体用户提供自由选择的内容供给。总之，数字时代，电影从文本生成、宣发、上映等各个环节都经历着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作为电影生产的新引擎，是电影产业学研究视域中无法忽视的热点与重点。

电影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为电影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路。2022年，商务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外交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7个部门共同出台了《商务部等27部门关于推进对外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商服贸发〔2022〕102号)》。其中特别提出，为提升文化贸易数字化水平，要“推动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促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赋能文化产业和贸易全链条，带动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12]电影产业数字化演进，最为直接的变化便是使电影贸易数字化、超流动化。[13]以流媒体为代表的网络媒介为电影的海外传播提供更便捷的输出方式。在多元媒介的支撑下，传统海外电影贸易面临的跨境流动问题和障碍日益减少，以抖音海外版为代表的流媒体正在建构全球性的媒介传播平台，借助网络媒介，海外观众既可以通过本土媒体平台，也可以通过中国网站来搜索、观看国产电影。可见，数字时代，中国电影的海外输出也将进入佳境。

电影产业学的理论视域始终是开放的，它及时总结电影产业进程中的发展经验和历史教训，也始终面向产业演进中的新动态、新现象和新思路，并不断扩充自身的理论纵深。

（三）理论功能：发掘“可供性环路”与提升“电影生产力”

美国社会学家艾尔·巴比指出：“从事社会研究并没有什么妙方。事实上，社会研究的大部分功能和潜在的用途来自其本身所包含的各种有效途径。”[14]电影产业学开拓的研究范式是基于产业发展的现实基础，是对电影产业的进阶发展做出“可供性”的谋划。电影理论与实践的契合使得产业内部构成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行业生态系统。在这一产业生态圈里，电影理论无疑提供了“可供性环路”的重要角色。美国生态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提出的“可供性理论”，其核心内容是关于动物与环境的生态交互机制，它的生态性体现在从知觉的微观层面协调动物与环境的关系。具体到电影产业的生态系统，动物与环境的生态交互被转换为电影与产业环境的互动。所谓的“可供性”便是指运作整个产业生态的理论建构，或者说，电影产业学的功能就在于为产业生态提供“可供性环路”。丹麦学者布莱恩·莫瑞结合“可供性”概念与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提出“可供性环路”，意在阐释文化再生产的可能性和合理性。[15]莫瑞这一新的视角，恰恰解释了可供性环路与文化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具体到电影产业，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映寓了产业研究与产业生产的关系。无疑，在电影产业的大生态圈里，电影产业研究提出了“可供性环路”，促进电影产业内部的文化、美学与资本的再生产，即电影文本、工业与票房的再创造。

电影产业研究的可供性环路越多样，电影产业生态系统的运作就越高效。现如今，微观经济学、文化产业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均被纳入产业学麾下，围绕电影产业中的文本创作、文化构成以及市场效益等方面都展现了不同层面的“可供性”理论功能。具体而言，电影产业学主要提供以下几条“可供性环路”。首先，针对电影核心产业，即创作、发行、放映等环节构建的工业体系的研究，中国电影产业学研究产业语境中各种电影生产话语的构成和演变，旨在优化电影的创作生态环境，发掘中国电影产业创新路径。例如，当下关于电影工业美学、电影共同体美学等理论的提出，无疑为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某种美学参照。“云计算”、虚拟观影等数字技术正在引领电影产业，影游融合、虚拟现实、元宇宙成为研究数字时代电影产业改革的关键词，学界有人对建构“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展开研究，这既是对电影扶持政策的响应，也是对当下数字文化企业运作现状的反馈。2023年，无锡国家数字产业园已吸引85家影视及数字文化企业签约落地。[16]该产业园旨在打造“数字影视+数字制作+数字文娱+数字版权”四大面向，打造科技拍摄、版权交易、文学转化，以及电影衍生产业开发交易等数字文化产业生态链。对该数字产业链的建构研究，为发展以数字影视为引领的数字文化产业指明发展方向;其次，针对电影相关产业，如电影衍生品、电影科技与教育、电影公共管理与组织等构成的“后产业”体系，中国电影产业学依托对后电影市场、衍生品开发以及相关活动的田野调查与考察，为接下来的后电影开发寻求合理科学的发展路径;此外，中国电影产业学还关注电影的海外传播影响力，在搜集并分析历年国产电影海外传播数据的基础上，为中国电影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产业国际化的发展路径再探索。

总之，电影产业学具有梳理功能性的整体意识，直面新问题、新处境，为电影产业在工业化建构、数字化转型、国际传播等维度提供更多的“可供性”理论意义，形成可循环、可持续、可共享的电影产业研究体系，尽最大可能发掘电影产业的经济效益和文化效力。

图3.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

三、中国电影产业研究的现状、批评及路径反思

应当注意的是，电影是在漫长历史中发展起来的现象，很少有一个产业能够像电影一样始终达到净外贸收支平衡。[17]电影产业所具有的力量和优势是其他艺术、文化产业所难以匹敌的。它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和经济号召力，使之成为微观经济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理论视野下的重点批评对象。

（一）电影产业研究策略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年代，中国内地的电影理论研究活动和理论刊物的运营主要是依靠电影产业的丰厚利润。说白了，是电影产业养着电影研究。”[18]如今，电影理论已经延展到电影的多个维度，更新着不同语境下对电影不同层面以至战略发展的认知。电影理论反哺电影产业，已成为理论建设的共识。中国电影产业学，便是在电影产业研究的体量足以形成系统化的研究体系，足以构成推动产业前进的发展力量的境况下应时而生。中国电影产业的学术命运与电影产业的发展密不可分。从研究现状上看，目前的电影产业研究主要集中在电影产业史、电影产业现状及对策研究、电影产业的投融资状况分析、电影产业的价值链研究、产业新形态与竞争力研究等方面，形成产业研究的三大主流研究范式与策略。

其一，从史学视角追溯电影产业的历史。21世纪初，借助中国电影百年的契机，有学者开始以史学视角、史论结合的方法对电影产业展开系统的研究。2005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百年中国电影”系列丛书，其中，沈芸的《中国电影产业史》[19]成为我国第一本系统研究电影产业历史的著作。她从1896年中国电影诞生之始，直至下笔之年，对电影产业的百年历程展开回顾与探讨。尽管目前产业史的追溯存在一定的学术争议，但学者们对电影产业史的关注，奠定了中国电影产业学“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电影产业史著作，不仅梳理电影产业的前生今世，更拓宽了中国电影的研究边界，为中国电影史学开辟出一片新鲜的研究土壤，以产业视角解读电影历史的演进脉络，会发现、描绘出电影历史的另一种面目。

其二，当研究视角聚焦当下电影产业发展现状，便涌现出一批兼具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年度产业报告”。2004年初，《电影艺术》发表的《2002—2003中国电影产业报告》几乎是国内“最早”的一份“电影产业”年度报告。[20]后来，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组织编著的《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中国电影家协会的年度《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北京电影学院时任院长张会军主编的《年度报告》、广电总局汇编的《年度报告》等。这些研究报告往往聚焦某一年内的产业动态，细致入微地分析电影产业的“心跳”，合理预判电影产业的未来走向。近年来，年度电影产业报告的发布更会形成一定的讨论热度，甚至有学者趁热打铁，对新出炉的报告文献与历年文献展开比较研究，捕捉产业现状的发展动态。自2006年至今，关于电影产业的年度报告研究已有三十多篇，尹鸿、陈旭光和刘汉文等均已连续数年发布产业报告，以年度报告的形式梳理产业现象和发展成果，及时归纳产业化进程中的问题，为接下来的产业走向出谋划策，使得产业年度报告成为产业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文献成果。年度报告作为产业研究特有的研究范式，持续发挥其独有的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其三，从微观经济学切入对电影产业竞争力、市场绩效等研究。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唐玲玲的《电影经济学》，[21]作者运用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范式，展开对电影产业的整体研究;高铖[22]则基于SCP分析框架研究中国内地电影产业;王世豪[23]等人采取微观经济学视角分析院线制对中国电影产业绩效的影响。这类的研究门槛其实较高，需要学者具备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功底，因此仍未形成稳定的研究气候。不可否认的是，此类研究为电影产业研究引入较为规范合理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需通过统计数据、经济算法处理来验证观点的合理区间。此类研究方法科学、理论论证较为严密，使之前处于零星状态的电影产业研究逐渐步入经济学研究的正轨。这类研究在将经济学的思路、视角和学术训练运用于具有文化特性的电影产业分析中，时而会有令人不满足的现象，也是自然。

（二）电影产业研究之批评

电影产业研究已经深入产业历史、现状、发展路径等各个方面。这足以证明，电影产业学在正式命名之前，便已经初步形成较为完整的研究布局。从研究现状上看，主要形成了以史学、经济学作为辅助方法论的产业学理论的建设性思路。有不少学者已在相关研究领域出版著作，这无疑是产业理论建设取得的可喜的、阶段性的成果。目前，电影产业研究集中在五个方面：对电影产业发展历史的回溯，体现的是产业学理论的史学价值;对电影产业问题与现状的研究，体现的是产业理论研究的应用价值;对电影产业的政策分析体现的是产业学理论的导向意义;对电影产业语境中生成的新工业美学，体现了电影产业学的美学价值认知;对电影产业的横向比较研究，则是体现了电影产业学的国际视野。如今，这五个层面的研究高度尚未齐平，关于产业政策、产业新动态以及国际传播研究等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电影产业学的研究构成看似五脏俱全、范式严谨，实则未必如此。放眼望去，如今的电影产业研究的关键问题在于，电影产业作为研究对象，不该是应用各种理论范式的实验品，更不该成为悬浮在宏大理论话语之上的理想靶子。为了保证完整且系统的研究体系建构，电影产业学理应纠正其研究惯习。

（三）基于研究现状的路径反思

基于研究现状，笔者拟对电影产业学的研究路径做如下反思。电影产业作为一个完整且系统的文化生产活动，衡量其内部构成和发展空间的“标尺”，应该至少包括以下四个层面：经济拓展力、文化生产力、国际影响力、艺术创新力，即构成衡量电影产业发展水平的四大标准。如今，国内的电影产业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拓展力”的研究层面，电影被简单理解为一种经济资本，其本身所具备的艺术、文化以及国际传播属性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视。

电影产业理论过多重视电影的国内市场效益，这也恰恰反映出电影产业学建设的理论偏差。中国电影产业要发展，产业学当从更前瞻、更宏观的发展视角来为产业理论和实践谋篇布局：

其一，从海外传播力建设上看，电影产业实践要积极推动电影产业的“开疆扩市”，形成以国内市场为主体，国内国际市场循环、互动的新市场格局。衡量是否建成电影强国有两个标志：一是国产电影要在本土市场占据绝对优势，二是国产电影本身的出口能力、辐射力和国际能见度凸显。[24]2021年与2022年，国产电影票房在国内市场的占比分别高达84.49%与84.85%，持续占据国内市场上风。较之国内一派向荣之景，海外市场的开拓则举步维艰。产业研究要为电影出海提供“恒温”的传播语境。针对电影海外传播现状，不少学者做出系列化的科学探索。黄会林先生自2011年起带领团队展开历年国产电影在海外市场的调研，并连续十余年发布《银皮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年度报告》，为电影拓宽海外市场提供了指南，颇有理论影响力，成为电影产业学的海外传播力建设不可忽视的研究力量。电影产业学拓宽海外传播力的研究视角，首先要着眼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产业情境，为更深入、多元的海外交流提供理论层面的可行之策。中国在海外举办影展，自是为中国电影精品影片走向海外提供一个更高效、更具文化影响力的方式。海外中国电影展的系列化开展，也为电影产业学研究提供一个观察路径，但反思与总结则显得不够，期待在更广的维度与意义上，中国影展成为电影产业链建设的一部分。

其二，从文化生产力建设上看，无论是电影产业理论还是产业实践，均要获取更大的国际视野，关注海外文化产业研究的理论更新，提升中国电影产业学建设在国外理论语境的适配性与认同度，让中国逻辑“出海”，让中国理论“发声”，实现真正意义的电影产业的理论自觉甚至自强。在美国，文化产业研究向来颇受重视。从约翰·费斯克开始，“文化”与“产业化”的双重属性成为文化研究关注的重点;赫伯特·甘斯提出的“品位文化”概念、迈克尔·皮特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理论等都为文化产业的基础理论研究做出重要贡献。反观国内，就电影产业研究而言，尚未形成一种引领性的“宏大理论”和批评视角。在国际文化产业研究的大语境中，中国理论还未形成话语力量，理论建设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和借鉴的空间。譬如，美国对电影产业的版权保护措施，值得引起国内产业研究的高度重视。1998年，美国立法机构便启用《数字千年版权法》，至今仍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版权保护法规，其中提出的“间接侵权”概念，尤其适用于规训当下网络空间的搬运及传播乱象;2005年，美国颁布《家庭娱乐与版权法》，再次强化对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刑事处罚力度。可以说，美国文化产业的兴盛与其政府对版权保护的重视程度密不可分。同样，我国也相继颁布文化产业版权的相关法律。国家版权局发布的《版权“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推进版权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加强版权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25]法律系制裁侵权行为的手段，版权理论则应研究侵权行为的发生逻辑，进而为规避侵权行为、预防侵权问题、加强版权保护等方面提供良策。需要注意的是，产业学针对版权问题的研究并不是替代法律惩罚挪用、盗版、私用等侵权行为，而是旨在弥补电影生态体系的漏洞，加强对电影版权的保护，并进一步提升版权国际问题的研究能力。

其三，从产业创新力建设上看，电影产业的发展需要艺术创新的力量，以电影文本、电影语言、电影主题等方面的创新来构成中国电影的创新链条，并以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使得艺术创新带动产业升级。从艺术文本创新、数字技术语言创新、传播媒介创新等维度来推进电影产业“用数赋智”，扩大优质电影产品的国内市场供给和海外市场传输。首先，面对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生成(AIGC)等新兴技术重构电影本体这一问题，产业学需要关注的是数字技术重构影像之后所带给电影产业链的一系列变动和变革，比如，电影制作、发行、后产品开发等环节均会随数字技术更新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以VR/AR技术为代表的影视元宇宙技术可以将观众带入影视IP所在的虚拟空间，让观众身临其境，为电影传播提供新的方式;其次，AIGC技术逐步应用到电影文本的创制过程中，人工智能生成影像正在重构“电影是什么”“电影以什么方式面对观众”这些超越产业链的基本问题。当电影美学将数字技术纳入本体论的研究视域，电影产业学将语言创新、放映创新、后产品开发等新态势纳入其研究视野是必然趋向。

电影产业学提升创新力，应提升自身在国际理论语境中的受关注度。当对海外理论兼容并蓄时，无疑要进一步提升中国理论的海外影响力。我们对电影产业的未来前景知无不言时，也不应对电影产业遭遇过的具体情境轻笔略过，更不应无视产业研究应有的国际视野与世界视角。电影产业学的话语建构不只是依靠国内学者的发声，也要依赖于海外学者的回应。在互动的理论语境中，才能更透彻地知悉中国电影产业所具备的潜质以及存在的漏洞。产业研究从不以国别为边界，尤其在当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电影产业实践具有很强的共时性特征，国际频繁的产业互动和学术交流使得电影产业研究体系的确立，理应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共同努力的方向。

综上，电影产业学结合国际传播、文化生产及艺术创新等维度，为电影产业的“下一步”做出规划。不言而喻，只有电影产业学不断拓宽自身的理论边界，才能为更进一步的产业实践赋能增速。

图4.北京国际电影节举办“AIGC电影短片大赛”颁奖典礼

四、中国电影产业学的理论、实践与时代意义

提出“中国电影产业学”，不是某一种理论灵感迸发的结果，而是多元思维相互作用的产物。正如电影产业的发展从不依赖一家电影公司的战斗，而是靠着整个行业团体和组织的协同，电影产业学的理论建设也并非拘泥于唯一性或单维度的研究范式，而是吸纳艺术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营养，从多维视角来解释并把握电影产业的演进规律和发展走向，以建设一种立体观察、全面建设电影产业为使命的理论集群。在学科建设层面，电影产业学的意义在于构建一种区别于电影史学、电影美学的另一种电影学术体系;从产业建设的意义上看，电影产业学是以横向、纵向等多维度视角来捕捉产业动态、促进产业现代化的建设指南。

（一）构建多维度、多功能的“学术群像”

研究电影艺术，不只是将电影视为文本、符号或者基因，纳入文本研究、语言研究和历史文化研究等理论视域。研究电影商品，也不仅仅是观察其票房、口碑和衍生品开发规模等具体的经济表现。文化属性与商品属性作为电影与生俱来的两大特质，理应建构一个更包容、更多维的理论体系，立体、整体地认知电影产业的全貌。可以说，电影产业学不啻是电影美学、电影诗学和电影史学这样的“大理论概念”;又或者说，它的底层研究逻辑便是构建多维、多元的“宏大理论”。当然，这一学术志向，不同于大卫·波德维尔曾口诛笔伐的“宏大理论”，相反，电影产业学更侧重于波德维尔所提倡的“中间层面的实证研究”(并非实证主义)，即根据具体的产业现象所建构的理论的底层研究逻辑，时时为具体的产业动态和发展细节所驱动。电影产业学既不同于空中楼阁的理论思辨，也迥异于数据资料的量化堆砌，而是立足电影基础问题的现实而又系统的探究。之所以冠其为宏大理论，还因为电影产业学是一个容纳多种研究范式、研究对象以及研究目标的理论体系：首先，该理论将整个大电影产业视为研究对象。除研究电影产业生产体系之外，还涉及对电影融资、电影衍生品开发以及数字电影产业园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其次，吸纳史学研究、文化经济学、产业管理学等研究范式，形成跨学科研究的多元方法论。在多种学科的支撑下建构一个以电影产业为研究核心的“学术群落”。最后，电影产业学以捕捉产业发展规律、总结产业发展经验为基本目标，以《“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中所提到的“电影强国”建设为终极目标。无论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目标，都体现了中国电影产业学进行理论建设的宏大志向。

（二）扩充、健全电影研究体系的理论探索

电影产业学强调其理论格局的深度和广度，致力于建构基于多元方法论集合而成的“学术集群”。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电影产业学与电影史学、电影美学、电影批评等同为中国电影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为其他姊妹理论建设注入新的灵感。具体而言，电影产业学致力于对产业展开纵深研究，其理论视域可追溯到电影诞生之初的“前产业建设”，之后延伸到产业实践中不断萌生的新动态、新现象。从前一部分来看，电影产业学与电影史研究存在重合的部分，电影产业学为影史研究提供一个脉络清晰的理论线索。梳理产业史，会揭开另一种中国电影的发展轮廓。从后一部分来看，由产业视角解读电影文本生产、电影技术生态的新演变，势必会与电影技术美学、叙事美学等研究领域重合。例如，人工智能文本生成、虚拟现实影像合成等新技术语言，既为电影本体带来新挑战，也打破了整个电影产业生态的平衡。同一种现象在不同理论视域下具有多种研究目的：电影产业学之电影语言革新的关注点在于，数字技术生成的新电影是否存在普及化生产的可能?而电影美学的探索点在于数字技术生成电影的新叙事美学，电影哲学的关注点则在于数字技术生成的新电影是否还能被称为电影?如何重新定义电影?

电影产业学自立门户，又与电影美学、电影哲学等理论研究同频互动。如今电影产业研究的热度只增不减，电影产业学也正在形成显学的特征，充分弥补中国电影研究体系的“理论缺口”。因为在国内，长期占据电影研究主导地位的是美学研究、文体研究等范式。执著于梳理叙事规则和美学标准的电影研究与探索市场潜力的电影实践之间的错位，导致电影理论建设的偏倚。中国电影产业学集合社会学、经济学、文化研究等多元方法论，及时并尽力全面地总结、回顾和探索产业实践中所出现的新现象、新引擎与新走向，不仅仅是对当下电影创作的回应，也是对电影理论体系建设的扩充与纠偏。

(三)纠偏、优化产业布局的实践指南

电影产业学自提出始，便肩负着为电影产业化改革出谋划策的学术使命。如今，中国电影产业正处在两大关键的时代节点上，电影产业研究的战略导向功能更为凸显。第一个节点在于，中国电影业已完成产业化改革二十年，并开启了下一个产业改革的二十年征程。站在这一节点上，中国电影产业学的提出，既是对二十年来产业改革的实践成果的回溯和检验，也是对即将开启的新历史时段中产业走向的预设与展望。站在下一个产业二十年进程的起点上，经历三年疫情重创的电影产业，仍处在恢复缓冲期。在此阶段，电影市场时常受到各种偶然性、突发性因素的震荡与冲击。纵使时有小成本电影实现票房和口碑的双重突围，也时有大制作成本电影刷新票房历史，并提升了中国电影在海外的文化影响力，但是，这些骄人成绩并非中国电影产业的成熟体现。历经重创之后带来的发展机遇，无疑仅是电影产业发展的催化剂。此时，电影产业学要总结电影融资、发行以及营销等方面的经验，活学活用，将历经特殊时期的产业灵感应用到后续的具体实践中，为电影界逐渐从“院转网”“网络发行”“IP延续”“技术变革”等寻求电影产业新的发展贡献智慧。流媒体发行、短视频营销等新尝试重塑了传统电影发行、放映等新格局，流媒体正在打破“窗口期分级制度”下的权力话语体系，并尝试构建一

种与传统产业生产链可相提并论的平行话语体系，继而在电影产业改革中获得主流的发声。流媒体抓住时代机遇，其成功探索是当下电影产业面临新时代境遇、新文化格局的一次镜像演绎。电影产业学应及时捕捉电影产业的新方式和新机遇，给予及时且强有力的发声。

中国电影产业面临数字技术全面参与电影生产的新时代，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动作捕捉等技术存在改变电影本体的巨大潜力。一方面，电影产业化改革恰逢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真人CG捕捉等技术加快电影语言的数字化进程;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还可利用自动化、高效能的数据分析技术为电影产业提供更高质量的电影，并通过AI预测，以观众喜好度为依据，精准投放电影。数字技术的应用，打破了传统电影产业中“剧本生产—角色配置—市场营销”的内容导向型生产模式，转向“数据分析市场—技术生成内容—受众精准投放”的技术导向型生产模式。随着各类新兴技术在电影产业全链条的布局，一种基于智能算法的数字权力裹挟电影产业，使之受到全面冲击。如何先一步地把握好技术之于电影产业的利弊，是中国电影产业学值得深入探究的。

早在20世纪末，在电影市场热情高涨、电影理论长期遇冷之际，邵牧君曾发出“滚滚商海，寂寞理论”[26]的叹息。如今，电影市场虽一度遭遇挫折，依旧如火如荼，电影产业学的提出无疑是对当下电影产业转型做出的有力回应。如今电影产业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可谓是“滚滚商海，浩浩学术”。制造电影商品的电影产业与从事学术研究的电影理论部门不再是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而是正在趋向于产业实践与产业研究的同频共振。这是因为，中国电影产业学的提出，是电影产业发展不断跃升的理论产物。发展电影产业学是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形成的新的文化创意和符号意义，是在新时代语境下探索中国电影实现文化重塑和经济转型的阶段性的理论成果。电影产业学正在提供一个“战略制高点”[27]，促使理论界和创作界去辩证、全面地把握与发掘、重思电影产业的属性，召唤中国电影产业更有利地向新领域、新时代展开新的探索。